国家抵抗侵略应用尽全部资源，而境外作战，不管其性质如何，所用国家财政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之一。1905年，日本几乎用尽了全部战争资源，而俄国则保留着继续作战的财力，于是俄国在因国内政治危机而必须停战时获得了比较优厚的议和条件。1953年，中国支撑入朝作战的财政支出在达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及时停战，由此实现了外交利益最大化。如果不得已用于境外作战的资源超过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这时最忌讳的就是不能再与另一个大国结怨。这是1905年日本对俄停战的高明之处，也是1945年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14%，1941年达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生产总值34.6%；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军费迅速冲至98.5%，[1]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2]这话对于自明治那代政治家去世后的日本来说，也是适用的。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 3]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 4]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 5]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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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2]［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这话对于自明治那代政治家去世后的日本来说，也是适用的。

[3] 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359页。

[4 ]1950年、1951年、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分别是56.2亿、133.1亿、183.7亿人民币。转引自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5 ]毛泽东：《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关系》（1956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