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非洲地区，世界其他各地，都不约而同的有“史前大洪水”的传说，比如中国的大禹治水、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等等。

问题在于，亚欧美洲各地不同，很难在同一时间遇到大洪水，那么为何各地多有“史前大洪水”的传说，背后到底有何原因？

对此，中外学者有过不少研究，比如以下两个：

首先，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谭亮成，研究甘肃乌鸦洞石笋时发现，在距今4000年左右，黄土高原发生了持续约20年的极端强降雨事件。持续降雨，导致大洪水，于是才有鲧禹22年治水。科学研究的结论，与史书记载竟然高度一致。

其次，西方学者研究发现8000多年前，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导致黑海、地中海沿岸土地被淹，造成了14．5万农民迁移。英国学者克里斯·特尼认为，这些农民的迁移，将大洪水历史带到世界各地，由此造成世界各地皆有史前大洪水传说。

当然，受到一神教的影响，西方学者一贯是“一元观”，总要找出一个“唯一”源头，比如现代人起源、各种文化的起源等，非要认为只有一个源头。更为重要的是，黑海、地中海农民迁移导致世界各地的大洪水传说，背后暗藏的是“文明西来说”，而这与事实显然不符。

上述两个研究，或能解释单独地区的史前大洪水传说，就是谭亮成的研究或可以解释大禹治水的原因，冰块融化说或可以解释诺亚方舟的原因，但无法解释全球各地都有史前大洪水传说的原因。

既然不是持续降雨说、又非冰块融化说，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原因应与人类社会变革有关，即从穴居走向平原定居，往往就会遇到洪水的问题。

史前人类不懂盖房，也没有能力盖房，只能居住在山洞等洞穴之中，以采撷、渔猎为生。因此，现代考古发现的远古人类遗址，基本都在地势较高的山洞之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水患对人类影响相对较小。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尤其是人工栽培农业的出现，于是就逐渐走向平原，也必须走向平原。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在水源更多的平原进行，于是人类就必须定居平原，而平原地区又容易出现水患。

也就是说，此时的人类，可以选择高处居住，但农业却会受到洪水影响。反过来说，就是水患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越来越大。

以中国考古看，史前大洪水可谓比比皆是，上古先民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与水斗”！

考古发现的湖南城头山遗址（上图），距今6000多年，被誉为“中国第一城”，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此城最重要的功能是抵御洪水，而不是抵御敌人。

浙江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庞大水利工程（下图），但最终良渚遗址还是毁于一场大洪水，考古发现淤泥覆盖遗址就是证据。

湖北石家河遗址，被王城岗三期征服，极有可能是历史上的禹征三苗，该遗址地势较低，遭受过多次洪水冲击，如此选址的原因应与农业生产的需要有关。

河南山东的古河济地区，处于黄泛区，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凸起的丘，部分地区淤积高达几十米。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决口就达1500多次、改道26次，那么史前黄河水灾次数肯定不会少。

由此不难看到，当人类发展出农业，定居平原之后，往往都会遭遇大洪水，这应该是世界各地皆有大洪水传说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史前很多大洪水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当人类进入某个时代后，某场大洪水被流传了下来，由此成为根深蒂固的历史传说。

最后，据此再看大禹治水的核心原因，不是为了治水而治水，而应该是农业生产的需要。

考古发现，在4000多年前，水稻种植已经进入山东河南一带。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河南地区的众多遗址，普遍开始种植水稻，其中新砦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走得更远，已经开始以水稻为主粮。

史书记载，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说明大禹在推广水稻种植（水稻需要大量淡水，但也不能太多）。孟子记载“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大禹治水之后是“人得平土而居之”。

考古与文献揭示了一种可能，就是大禹治水的真相或是一场大规模改造湿地沼泽、开发平原的活动，而这种工程量更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更符合当时的农业发展需求，故而新砦遗址与二里头才会以水稻为主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