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嘲笑西方是不够的，疫情过后亟需重建“群防群治”体系 ...
摘要: 仅仅嘲笑西方是不够的，疫情过后亟需重建“群防群治”体系作者：子午 来源：子夜呐喊 昨天的文章(见今日推送的第二篇)罗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有限政府”的“抗疫奇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官僚的自私、无能刷 ...
仅仅嘲笑西方是不够的，疫情过后亟需重建“群防群治”体系 作者：子午 来源：子夜呐喊 昨天的文章(见今日推送的第二篇)罗列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有限政府”的“抗疫奇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官僚的自私、无能刷新了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 笔者在指责某些媒体和公知“跪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却无意“吹捧”西方的对立面，只是在客观比较“小政府”与“大政府”的组织效能。 但笔者并不想把对这场疫情的反思止步于此。 客观来讲，无论东西方国家，除了担心影响经济生活，以及出于“可能不必要的行政支出”这样的机会主义心态，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有意使疫情信息不“公开、透明”。东西方的差别，只是在于行政效率或医疗技术水平的差异引发的响应速度上面。 暂不考察对比疫情出现后的防控力度的话，无论是东西方，一号、二号病人出现之后，究竟到何时确定疫情的发生、并向公众发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警报，这个过程都是高度依赖技术官僚的主观判断。 “吹哨人”出现后，东西方面临的状况是极其相似的。公共媒体不能前脚指责完东方，后脚对西方出现的相似问题视而不见，反过头来还要指责民众不能“妖魔化”西方;当然，笔者也反对拿西方抄错试卷来为东方的一些错误做法脱责。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应该是反思出现这个相似现象，其背后问题的“共性”在哪里。 东西方的医疗体系，目前实际上都已经是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 市场化的医疗体系，首先考虑的是医疗产业的盈利问题，即使在民众为医疗权利斗争之后，政府监管介入，市场化的医疗体系顶多也就能做到保持医疗成本的盈亏平衡，不从里面牟取暴利。而市场化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优先考虑的快速回笼资金，依然会把重点放在疾病治疗上，而不是“投入见不到回报”的疾病预防上。 疾病预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项长期投资，但前提是社会本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疾病预防体系越完善，民众生病的可能性越低，医药资本还怎么去从疾病治疗过程中谋取暴利?即便西方有个别政客想这样干，资本集团也不会答应的。 有人也许会做出假设——动用公共财政支持医药资本，投入疾病预防产业。问题是疾病预防体系的建设是长期性的，也是一次性的，建设过程完成之后，医药资本就无利可图了。 这就像以前的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10年，而现在手机至多使用两三年就要更换了，因为长寿命是不符合手机生产商的利润需求的，所以资本主义必然要制造浪费、制造需求。手机寿命简短的实现，一方面是手机生产商故意缩短了元器件的寿命，另一方面通过操作系统的不断冗余化，逼迫消费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性能更高的手机。所以，从医药资本的理性或者从阴谋角度出发，资本集团不故意制造疾病传播就谢天谢地了。 但总体说来，即便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府，它也要考虑社会的稳定性，因为也会在疾病预防上做一些事情。对于已知的常见传染性疾病，东西方的疾病预防主要手段都是疫苗。中国的做法相对好一些，从新生儿到未成年施行强制免疫措施，而且强制免疫范围之内的疫苗费用是由公共财政负担的。 西方国家则将疾病预防的成本彻底推给了民众，疫苗基本上是收费的，尽管它的医保系统可以承担部分的费用。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应付日常的生活开支已经捉襟见肘，他们拿不出更多的钱用于疾病预防的“长期健康投资”，对高价疫苗只能望而却步。此次新冠疫情，美国的疫苗才开始研发，政府就给医药公司拨款89亿美元，还反过来告知民众新冠疫苗不会太便宜，因为要保护医药公司的利益——真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府。 疫苗对于既往常见的传染性疾病预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对于新发流行病、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却是无效的，新发流行病的预防唯有依赖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全民防控体系。所以，就不仅仅只是莆田系和医疗私有化的问题。 我们从此次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的过程回溯可以看到，一线医护人员在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已经有了高度的警惕性;反倒是高级别的专家，他们对疫情传播性的判断则完全依赖于专业的数据统计。而数据统计必然存在一个滞后性的问题，专家的信息获取渠道相对严格且单一，也存在一个片面性的问题。况且，有权力启动应急预警的是专业的技术官僚，而不是一线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的警惕性可以保证在有限的医院部门内部采取预先防控，却无法组织群众进行预先防控。 毛泽东时代对群众路线的充分发扬，无论是地震预警还是传染病防治，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整套的“群防群控”和“群防群治”体系。走“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群众、一线的医护人员可以成为专家的“眼睛”和“耳朵”。这个体系可以在第一时间给出预警，并组织群众在第一时间进行响应、防控。此外这个体系的功能还包括日常对群众预防知识的宣传普及，以及对群众围绕传染病的发现以及防治，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但是，“群防群治”所依赖的群众路线，在私有制下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群众路线必须要有社会共同体的建立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挥;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每个个体都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必然要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观。 社会共同体和群众组织的权力行使必须依托于生产资料社会成员公有占有制。西方的“小政府大市场”，实际上是限制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权力，让市场(实际是资本)发挥决定性作用。民众参与公共权力只是体现在四年一次的选票上，而在日常生活里，民众却实际上是被隔绝于公权力之外的;在私人内部更是上下层级分明的高度专制体系。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可以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发挥作用，但它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这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上却发挥不了丝毫的作用，民间组织实际上比政府“守夜人”的角色更加弱势，而“群防群治”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社会的日常行政职能，这是西方特色的民间组织不可能去完成的。 毛泽东时代基层群众组织的建立，在城市依托的是工厂社区，在农村依托的是生产队，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高度统一，群众组织行使基层的政治权力，真正的民主因为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首先在基层得以实现。包括“群防群治”在内的众多基层行政职能都由基层群众组织来执行，并不需要额外增添一套专业的技术官僚系统，行政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 随着“一切交给市场”，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以及城市国营企业的改制，原先依托这些基层经济单位建立起的群众组织也随之消失，“群防群治”的群众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群众路线也就无从谈起。 群众路线的丧失，不仅体现在传染病的预防阶段，在传染病的治疗、防控阶段也有大量问题出现。 在武汉抗疫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现象：在全面排查过程中人力吃紧，完全依靠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有限数量的志愿者;小区封闭以后，蔬菜配送成为很大的问题，某些与社区有关系的配送人员甚至变相加价;红会物资堆积如山，却找不到足够的志愿者帮忙搬运……这些现象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基层群众发动起来，毕竟被感染的患者总体比例不是很大，居家隔离赋闲的健康群众却大把的是。 这些年虽然也在主张走群众路线，但因为现代城市和农村社区只具备生活功能，不具备生产功能。生活交互产生的群众组织纽带是非常脆弱的，搞搞文体活动还行，再深入下去彼此不会有更深的利益关系，也就谈不上利益共同体了。农村和城市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也只是基层权力的下派机构，本身没有资产，与居民之间同样不会发生深入的利益相关，也就谈不上社区对居民的约束与有效组织。现在基层的这种社会生态与西方国家已经高度相似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心建立传染病的“群防群治”体系，也基本不大可能了。 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大市场”替代了“大社会”，基层群众自组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的触角深入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 因此，“群防群治”体系的重建，只能依靠公有制的重建，并依托农村及城市基层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单位，重建高效的群众自组织。 公有制大面积重建之后，医疗的公有化、完全公益化也就成为公有制的应有之义了。 作者：子午 来源：子夜呐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