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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零声明》是否体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 ...

2023-5-21 09:49| 发布者: 荷兰华人新闻网| 查看: 121| 评论: 0|原作者: 李克勤|来自: 济学公众号

摘要: 《五二零声明》是否体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作者:李克勤 来源:济学公众号  李克勤(jixuie)题记: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 ...

《五二零声明》是否体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
作者:李克勤    来源:济学公众号


  李克勤(jixuie)题记: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公开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时间过去了整整53年,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毛主席的《五二零声明》之后的事实证明了“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说法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这些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把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揭示了的真理,从历史角度,作一点分析。


  If unity is sought through struggle, it will live; if unity is sought through yielding, it will perish

  01

  毛主席这一说法的出处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里指出: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the extens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The tactics required for this purpose are to develop the progressive forces, win over the middle forces and combat the die-hard forces; these are three inseparable links, and the means to be used to unite all the anti-Japanese forces is struggle.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struggle is the means to unity and unity is the aim of struggle. If unity is sought through struggle, it will live; if unity is sought through yielding, it will perish. This truth is gradually being grasped by Party comrad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who do not understand it; some think that struggle will split the united front or that struggle can be employed without restraint, and others use wrong tactics towards the middle forces or have mistaken notions about the die-hard forces. All this must be corrected.

  02

  毛主席揭示的这一真理过时了吗?

  毛主席虽然是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时期揭示出的这一真理,但是,那是毛主席总结了至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经验之后,得出的结论。

  就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在这两次事变中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搞“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不抗日,还迫害像吉鸿昌这样的抗日将士,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代表600余人,其主要职责是为推动抗日反蒋斗争更快发展。

  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2年4月15日,发布了对日宣战公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本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一切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的尝试与企图,争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与完全独立。


  红军以“北上抗日”的名义,经过长征到达陕北,随即投入到了抗日活动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路线,是全面的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与之不同的是蒋介石政府片面的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政府让出了东三省,这个妥协退让不可谓不大,可是日本鬼子满足了吗?没有,而且变本加厉采取各种手段向华北蚕食进攻。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便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1935年5月,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先后发生(二者合称“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随即借河北事件对蒋介石政府施压。5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蒋介石政府里的亲日派何应钦交涉。

  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内容上,“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主要内容有:

  ①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

  ②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

  ③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

  ④禁止抗日活动等。

  显然,蒋介石政府的妥协退让,实质上就是丧权辱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取得突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得以展开。

  不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内部依然没有放弃妥协退让的方针,以至于出现大批所谓“曲线救国”的卖国投敌的国民党部队,最恶劣的当属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最大的汉奸。

  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靠妥协退让是没有好结果的。帝国主义本性就是弱肉强食,并且是得寸进尺的,这是其真老虎的一面;同时帝国主义又是欺软怕硬的,只要你和帝国主义斗争,那么它就会软下来,这是其纸老虎的一面。

  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一样的。

  蒋介石虽然和汪精卫有所区别,但这主要是器层面的区别,在道层面的思想意识,他们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看到帝国主义武器优越,被帝国主义张牙舞爪的凶相所吓倒。

  蒋介石没有走到汪精卫那一步,也许带有偶然性,如果不是西安事变,那也很难说。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分化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妥协退让派)与亲英美派(抵抗派)策略,有效地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错误方针。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从整体上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深刻阐释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矛盾各方面的同一性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互为存在的条件,即互相依存,就像有生才有死,有死才有生一样;二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着对立的方向转化,即白与黑,前进与后退,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矛盾的同一性的存在又必须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事物的运动状态只有两种:相对地静止和绝对地变动。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并通过显著地绝对地变动,达到矛盾的解决。

  矛盾的斗争性贯穿于事物存在过程的始终,因此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

  矛盾的斗争性,意味着要变,这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要求。承认这一点就是唯物主义观点,否则就是唯心主义。

  承认矛盾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了。

  03

  人类思维上每一次大突破,都需要斗争

  敢不敢在思维上突破旧有的习惯,这是思维能否创新的节点。

  而能否有思维创新,直接决定了行为创新能否出现。

  也就是说,没有思维创新,也就谈不上什么大的行为创新。

  而每一次思维上的大突破,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必然会遇到各种误解、批评,甚至无缘无故的打压甚至残酷的打击。

  在毛泽东文化里,毛主席是怎样分析这样事情的呢?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之“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里指出:


  在“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里,毛主席又讲了一长段话:


  接着毛主席的说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规律:


  毛主席在文化格局上,并不是说创新思维就一定一帆风顺,老人家是充分估计了创新者必然的命运的。正如历史上变法者的结局往往多数比较悲惨一样,但革命者又不能不战胜这样的问题和困难,否则,也就无所谓革命了。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p.341)

  要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没有外交上的强势突破是不行的。中美关系的改善,由敌对走向合作,就是强势突破。

  这个突破表象是“乒乓外交”,其实在道层面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理解,还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也就是犯了静止孤立片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错误。

  而毛主席率先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因人而变。正如老人家打仗那样,以变求通,道器变通。

  04

  变,是道器变通之源

  这个变,是道器变通之变,也就是在道器变通这个体系里的变。

  道,是道器变通之根;

  器,是道器变通之基;

  变,是道器变通之源;

  通,是道器变通之魂。

  离开了道器变通这个体系,单独谈变,那是另一码事。

  毛主席历来重视变,军事上他的兵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变。


  源,不是静止的东西,必定是动态的东西。打篮球有“跑动出战术”的说法。所以,变为道器变通之源。

  老人家年青的时候就是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并且以此为乐。

  奋斗的含义,就是求变。中国要变是很难的。所以需要奋斗,要斗争。

  再学习一段老人家的名言: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出自《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主席于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卷。

  仔细想一想,毛主席这段话是不是充满血性,那还不是斗争精神吗?

  可为什么要斗争呢?

  难道是为斗争而斗争吗?

  难道不是以斗争为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吗?

  谁不希望安安稳稳过日子,平平安安度一生?

  可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吗?

  别做梦了,还是听老人家的忠告: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无疑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

  这一被实践反复证明是真理的命题,会过时吗?

  如果认为其过时了,那不是命题本身的问题,而是“过时论”者的那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过时了。



作者:李克勤    来源:济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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