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伪装成学者的普世价值传教士
摘要: 余英时，伪装成学者的普世价值传教士作者：博索 来源：博索 余英时是一位文化学者，也是一名自由民主传教士。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成功地以文化学者的身份为掩护，履行了其普世价值传教士的使命。 《士与 ...
余英时，伪装成学者的普世价值传教士 作者：博索 来源：博索 余英时是一位文化学者，也是一名自由民主传教士。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成功地以文化学者的身份为掩护，履行了其普世价值传教士的使命。 《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的代表作，出版于1987年，这是中国大陆自由化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作品，是《河&殇》与伤痕文学。 1991年，余英时获得台湾颁发的“行政院文化奖”；2006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些奖项都是西方出于冷战目的与对华斗争需要设立与颁发的。 在余英时之前，基于类似的原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为了给自己加戏，余英时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大言不惭地四处宣扬：“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 在《士与中国文化》里，余英时把“士”从黎民大众中剥离出来，用西方的宗教理念与贵族精神重新封装。他不是从知识分子以“修齐治平”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诠释儒家精神，而是用基督教教义来消解与矮化儒家基于现实基础的家国精神与积极进取的致世之道。 “由于中国文化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宗教化的历史阶段，如基督教之在中古的西方，因此中国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俗世化”的运动””。 余英时把没有经过宗教化到俗世化的社会变革视为中国文化的缺陷。他认为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手中。在他眼中，只有宗教化了的“士”才具备救赎社会的希望。 自始至终，即便在侫佛成风的梁唐时期，佛教也只是少数帝王的个人行为，西方政教合一的情况从未在中国出现。而在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这里，宗教始终是必须限制、消灭的邪恶对象。 两晋士大夫未能挽救社稷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儒家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在门阀制度、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的熏风之下，社会结构、统治阶层、主导文化出了问题。大一统的国家早已分崩离析，王道秩序无从施展。 欧洲的俗世化运动，是明末清初“东学西被”，皈依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和儒家为代表的华夏典籍对欧洲文化的启蒙，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制运动。在此之后，中世纪冰冷的黑暗森林里才真正点亮欧洲文明的黯淡烛光。
西方世界二极管思维的半开化人并不真正理解文明的意义，它们把需要付诸实践的儒家文化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宗教化的道德与哲学。欧洲从宗教到世俗化的转变，是其对华夏文明复制、学习吸收的结果，是西方蒙昧宗教与华夏文明结合后半人半兽的怪异合体。 华夏文明自始至终都未曾遮蔽于宗教的愚昧，为何要重新世俗化呢？余英时之所以这么讲，不是强调世俗的重要性，是要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他不惜颠倒黑白，要表达的意思是，宗教的神性是社会良心的源头。 余英时要说的重点，不是世俗化，而是西方政教合一式的宗教化。对于西方文明而言，重要的不是希腊罗马的历史真实性，重要的是自由民主信仰。名为希腊罗马的神像是否存在于世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存在于信仰之中。 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宗教，重视神权呢？这是他的身份，普世价值传教士的身份决定的。 如今西方基督教文明“世俗化”的代表是谁呢？ 余英时之所以如此隐晦的表达，潜藏着未曾言明的深意：只有把美式的自由民主当成宗教来信仰与崇拜，中国才能获得救赎。他要传播的不是华夏文明的价值，而是扩张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秩序。 《约翰福音书》：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美利坚自称人类的灯塔，只有把美国之外的地方描绘成黑暗的地狱，自由国度才会收获世人的景仰，这也是余英时否定红色中国的深层逻辑。 在《以中国史的视野批判李德胜》一文中，他这样批判人民领袖：“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李德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 权主 义、极 权主 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中国史上和李德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李德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雨录、弘 未冰、整粟干咅阝，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只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李德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 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这本是一个学者应该遵循的学术伦理。 遗憾的是，从余英时的表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主观的标签式的定义与批斗。他批判的传统帝王与现代伟人，完全是厚黑学式的权谋与帝王心术，完全没有从华夏文明王道秩序的角度去树立与解释圣君伟人的行为逻辑，而与其作为自由民主传教士所贩售的信仰是一致的。 对于一个广土巨族、历史悠久的超大型文明而言，中央集权是权力的统一、标准的统一，法律道德与行为规范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王道秩序的体现，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实现公平公正的公众秩序，才能建成健康有序、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 如果没有集权，天有十日，国有七王，那只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性的灾难。余英时表面上否定集权，实质上是在否定华夏文明的王道秩序。因为西方同样是集权社会，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权力集中在教廷与金融奴隶主手中。
经历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唐代的藩镇割据与五代十国之后，宋代的学者对国家朝代盛衰有了深入的思索，他们深刻反思道统，反思夷狄之辨，反思宗教对社会的危害。从傅弈，韩愈开始，到北宋五子，再到朱熹，都在努力恢复与重建华夏道统。朱熹的《四书》正是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建儒家主导的社会秩序与王道秩序的最好载体。
到了明初，明太祖面临的是“腥膻满眼，文明荒芜”的局面，在完成“驱逐鞑虏”的阶段性任务之后，更重要的是“恢复中华”的历史使命。这是恢复王道秩序与文明秩序的责任。他要把被蒙元污染劣化的华夏文明，重新格式化为纯正的华夏血脉。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最佳选择。朱元璋重视朱熹，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文化正统，制订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对蒙元变乱华夏传统格式化的拨乱反正。虽然在后人看来有一刀切与僵化的嫌疑，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无疑是最正确的施政决策。 从明代的文化发展、人才培养、取得的文化与科技成果来看，朱元璋对教育的标准化管理，为明代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人类文明的全球化与近代化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同样的，由于其反人民的精英立场，余英时不可能用天道文明、王道秩序的视角去解读李德胜。他被栓在自由女神火矩的基座之下，奉着新罗马教廷的旨意对东方历史与现实中的圣君伟人狂吠不已。 圣贤治国是华夏的传统，集权是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与西方宗教、资本秩序主导的大一统不同，华夏文明遵循的是天道，表现为王道秩序。大道至简，天行有常。所以华夏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表现出兴衰更替，体现生命节律的社会规律。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进行概念创新，其内核都是万古不变的奴隶制。 判断一个文明好坏的标准，不在于统治者是表现为集权专治，而是看他是否有公心，是否深受百姓的爱戴，是不是改变了国家的命运，是不是带领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189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1976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历史与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读他的书，走他的路。现实摆在这里，还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真相”么？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上，有过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入关、列强侵华。太多神州陆沉，文明几于不存的黑暗岁月，正是由于无数志士仁人，圣王伟人的出现，才使得华夏文明的火种得以传承，一次次浴火重生，发扬光大，而在这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人物中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经略国防，复兴文化，重视工业发展与基础建设，管控资本，向世界输出影响力的文治武功，明太祖和伟人无疑是最优秀与最成功的。
余英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视新中国在抵御外侮与国家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视人民群众对伟人的敬仰爱戴，信口雌黄的歪曲事实，狺狺狂吠，抹黑污蔑把华夏民族从殖民地的深渊带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圣君伟人，像极了那个传说中藏在暗处，含沙射影的邪恶怪物。
《抱朴子．登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似鸣蜩，状(大)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发疮，中影者亦病，而不即发疮。不晓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伤寒，不十日皆死。” 余英时诬蔑与否定明太祖和伟人的丰功伟绩，是否定华夏文明王道秩序，为美利坚金融奴隶政权主导的资本秩序扫除障碍。 在《我们有更大的使命》一文中，余英时这样说：“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在余英时将死未死之际，弗洛伊德之死与黑命贵运动，狠狠了扇了这个“洋主子的屁都是香的”奴才的老脸。他冷眼旁观的中国，在全球抗击“德克里克堡病毒”过程中相对于其它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与经济恢复速度来看，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以王道秩序归来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复兴 。 余英时认为的“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荒谬。因为西方籍以崛起，五百年称霸世界所依赖的科学与技术，其源头都在古老的东方。 从文艺复制到工业革命，西方文明几乎所有成果，都建立在郑和宝船为代表的造船，航海，测绘技术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天工开物》为代表的工业技术体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十二平均律”、《乐律全书》为代表的艺术体系基础之上；建立在《洪武正韵》、《字汇》、《海篇》等华夏辞书基础之之上；建立在《新仪象法要》、《授时历》、《算学宝鉴》为代表的机械、天文历法、数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本草纲目》、《外科证治秘要》，手术技术与医疗器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南怀仁等窃取的明代蒸汽机车技术的基础之上……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被人偷了去，为什么要放弃？我们不但要理直气壮的拿回来，还要把这些华夏先贤巨匠开创的科技与技术发展的更好。
我们不知道造成余英时认知缺陷的是新罗马的宗教洗脑，还是皈依者狂热。只是一旦被这些感染了普世价值病毒的狗子咬伤之后，多少会有些麻烦。聪明的做法，是离这种学者模样的疯狗远一点，再远一点。
在《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一文中，余英时露骨地表达了他的正 治色彩： 台湾的例子，民 主选 举是无法躲避的。取得合 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 主选 举。 民 主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 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 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台湾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大陆前30年搞“介 机斗争”，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30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 由市 场”。 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 余英时的卑劣之处，不止无视新中国前卅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视后面的发展基础完全来自于前期国防、教育、人才、工业、科技、资源、交通方面的成果积累与制度性保障，无视紫油市场的发展模式造成了新三 座大 山的回归，造成了“两遍 苦，二茬 罪”的畸型社会。他不是不理解国有企业办社会，公有制兜底，注重社会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广大劳动者公平公正的制度性基础。作为对比，实践“普世价值”的台湾又发展的如何呢？ 余英时口口声声的普世价值，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普世价值是美苏冷战中籍以颠覆非西方文明体系的文明病毒，它是美利坚战后殖民全球的一神教教义。 余英时显然不会说出真相，普世价值传教士的职责在身，无视事实，颠倒黑白地传播自由市 场宗 教，原本就是他的使命所在。 作为历史创作者，余英时不仅要传播西方普世价值宗 教，更要入侵历史，为他的歪理邪说发明历史依据。 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 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这一观点的迷惑性在哪呢？ 人权也好，集权也好，法制也好，道德也好。都只是权力与权利的表现，它们都服务于一个终极的社会秩序，在华夏文明这里，表现为王道秩序。500年来，西方社会在不同阶段表现为兽群奴隶制、殖民奴隶制、金融奴隶制基础的权力秩序。 在王道秩序这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法”便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在奴隶制基础的权力秩序这里，他们只会说贵族与平民，高管与雇员、精英与公众。即便有多如牛毛的法律，有遍地开花的律所，它们服务的永远不是公平，而是不公平的等级秩序。被视作民主标志的选票，奴隶所能享有的投票权利，不过是在奴隶主的两个管家之间选一个。 把个体的人从社会结构，文明秩序中抽离出来，单独定义个人的尊严，它的基础与保障在哪里呢？ 真正的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的结果，而非自由民主的概念，自由民主的形式。真正的自由民主是王道秩序下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是选秀式程序民主背后的资本奴隶主专政。 理解华夏文明，一定要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理解与解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心，公理，是天道，是王道秩序，也是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态。儒家并不排斥个人与个体的价值，只是把个人与个体的价值升华了，融入到整个民族共同体中去，这正是王道教化的结果。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这种儒家精神的体现。 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无私奉献式的仁爱思想与行动构建的大同社会，人权与民主才能真正变为现实。西方刻意标榜的自我与基于个体的人权，只能通向以邻为壑式的资源争夺，造成社会的对立与撕裂。
得益于王道秩序的传承发扬，华夏民族穿越了五千年的历史风雨，积累了最厚重的家国情怀，凝聚起最纯粹的民族精神。 余英时在作品中连篇累牍的引用的古希腊、古罗马并不能挽救西方日益贬值的普世价值。从虚无中产生的古希腊、古罗马，也必将回归虚无。 狗子老了，会死。奴隶主贪欲无度的剥削压榨，会走上经济崩溃的末路。这是所有不事生产，所有非自给自足型文明最终的末路。 真正的文明是生生不息的，支撑这种文明的，不仅仅是组织生产与劳作，更重要的是分配，是奉献精神。正是这种致力于维护王道秩序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无私付出，无数圣贤英雄、仁人志士传承不绝的奉献精神，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才会浴火重生，才会生生不息，才能真正代表人类未来的命运。这是文明的真义，这是真正的大道。这是一个去国者，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传教士真正畏惧的力量。
在华夏文明一步步实现复兴的今天，在自由灯塔日益黯淡的今天，一个为虎作伥，兜售新罗马普世价值信仰的传教士，一个肆意抹黑圣王伟人，满口礼义廉的附逆学者，一个竭力把华夏文化精神引向邪路的汉奸文人，悄无声息的死了，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作者：博索 来源：博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