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建构的“自我”：“守小礼而失大德”
摘要: 战后日本建构的“自我”：“守小礼而失大德”作者：郑渝川 来源： 经略网刊导言 日本政府今年4月作出决定，将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对此，我国外交部指出，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 ...
战后日本建构的“自我”：“守小礼而失大德” 作者：郑渝川 来源： 经略网刊 导言 日本政府今年4月作出决定，将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对此，我国外交部指出，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极其不负责任。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批评日方的这一举动，更是公开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向海中排放核废水的做法“似乎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田庆立在其所著的《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一书的部分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日本上述举动以及美日联动反应的理解。 书中指出，冷战期间，日本为了重塑国家认同，一方面将天皇包装为接续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构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与美国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庇护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还以可能存在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妖魔化社会主义中国。据此，日本将外部压力、威胁，分别整合为了保障其国家发展的助力，以及有助于凝聚国内认同的对手。 冷战结束后，日本陷入了国家认同危机。《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一书分析指出，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美国特朗普政府任期内，日本政府相较于美国的其他盟国，表现得对特朗普各类政策的过度迎合；而日本本身确实又希望在外交内政上增强自主性，摆脱对美依存。第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9·11事件发生后，日本极力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还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派遣自卫队，这表现出日本竭力突破和平主义、专守防卫原则的努力，其目的是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取力量。但这种情绪的激发，本身也会导致日本民众对于美国支配日本事务这种局面的强烈不满。第三，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日本在战后经济复苏以来，就努力恢复其国际参与，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好处，却继续封闭本国市场，这是连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感到不满的地方。 日本政府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本身也是日本方面回避国际责任的一种行为惯性的延续，即只获取国际参与的收益，却尽可能将这种参与带来的问题、后果外部化。
战后日本建构的“自我”，“守小礼而失大德” 按照《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一书的划分，战后日本在美国压制下不得已坚持和平原则，却以此为交换，保全了天皇政体，并将之作为继续凝聚日本人心的工具。美国为了缩短占领和改造周期，尽可能快地让日本服务于冷战需要（对抗苏联和中国），允诺了与日本达成了这项交易：以宪法的和平主义第九条，换取天皇为中心的“国体”的延续。 这项交易当然存在巨大隐患，因为日本完全可以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天皇为核心的政体功能，搁置甚至废除和平主义的宪法条款，为走向战争创造可能；或者依照日本在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贯不宣而战的风格，在不取消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的情况下，实现违宪武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发挥天皇在日本战后凝聚人心的作用，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在美国占领当局默许的情况下，将天皇塑造为和平和民主使者，并且将战争责任分摊到日本民众头上，包括那些在战争期间糊里糊涂被强征到前线被丢掉了性命的日本青壮年平民。 事实上，日本战后，天皇确实帮助日本政局和社会实现了稳定。在许多场合，天皇确实也如美国当局所希望的那样，表达了对民众的体恤，以及对于和平和民主的热爱。但从日本战后右翼势力继续保留并在20世纪60年代后重新在政坛涌起，天皇根本无力表达异议，反而只能被保守右翼再度推动进入一个再度神化的轨迹。 为什么战后日本人始终缺乏对于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战后塑造的天皇制将天皇从过去的“现人神”降格为了象征，却排除了天皇实际上存在的领导战争的责任，并进一步将战争责任虚无化。而战后政治保守主义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媾和，使得保守右翼不再被追究责任——这种推卸责任的风格，扩散到日本政治和社会领域，导致日本国民更是缺少战败责任以及承担战争责任的自觉意识，人们只是普遍认为自己被骗了，是受害者，还有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凭证。 毫无疑问，正如《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一书所说，战后日本刻意地推进忘却历史、省略历史罪恶，然后重塑天皇形象，这些不可能赢得过去的被侵略国家，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人民的谅解和理解。“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则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由此建构的“自我”，只可能是秉持着“守小礼而失大德”。 日本政府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就是日本战后改造失败，“守小礼而失大德”的又一明证。
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中如何利用美国和中国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书中谈到，战后以来，日美两国建立起一种跨越党派政治的共谋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资本等特殊利益阶层会以从属于美国的姿态作为伪装，然后加快对美政治势力和高端智库的游说，让美方发出专门的回应，实质性地推进自身期望实施的政策。 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如前述，通过塑造天皇和平形象来整合国内认同，然后通过依附美国来获得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庇护。但要强化这方面的认同，还必须营造一个假想敌，也就是对立的“他者”。毕竟，好莱坞大片已经展示过如何塑造敌人来增强凝聚力和行动力。 书中指出，“中国这一‘他者’之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效性，体现为将‘中国’描绘成可怕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者’和‘竞争者’，与积极倡导‘中日友好’相比，这可以更加立竿见影且有效地动员民族主义清秀的目的，进而增强国家的内聚力。至于这种有意识的主观想象和恶意误读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形塑者主体——政治家关注的重点”。 第一，中国被塑造为日本的意识形态“对立者”。战后日本倒向美国主导的阵营，而中国进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得以重新工业化，积极展现亲美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对立姿态，获得美国认可，这是再度的脱亚入欧。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展开意识形态宣传，将西方定义为“先进”的代名词，而东方则等同于“落后”，竭力凸显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与西方阵营的异质性，这样可以彰显其在亚洲的优越性与先进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尼克松突访北京，中美两国开始重建关系的消息一传开，日本政界举足无措的原因。 第二，中国也被日本塑造为了文明层面的“友好者”。与日本政界在二战后对中国的仇视思维所不同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日本的知识界出现了相当多对华亲和的人。“在战后日本知识精英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中国代表了新的民族解放力量”。也就是说，尽管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更早，但在日本学者看来，东亚只有中国真正意义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摆脱了日本尚没有摆脱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负担。
这也是为什么当二战结束前进入政坛的代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二战战后知识精英培养后长大的新一代政治人物主导日本政治的20世纪70-80年代，中日两国进入了相当罕见的中日友好蜜月期。在此期间，日本确实对中国进行了非常慷慨的援助。尤其是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中国政府再度表态放弃战争赔偿，日方对这一举动深表赞赏，怀有歉疚感和同情心，愿意对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资金、技术和智力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阶段，西方国家悉数对华进行制裁，日本虽然也参与了制裁，却并没有将之落到实处，也是第一个取消制裁，基本上没有影响对华经济合作。 第三，中国也被日本视为地缘政治的“竞争者”。《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书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GDP总量赶超了日本，日本国内的认同危机被引发，日本人脱亚入欧战略选择的正确性受到了挑战。所以很自然的，日本加入了美国主导的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大合唱。 书中援引日本心理学家南博的观点指出，“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是缺乏主体性的‘自我不确定感’。”所以，从东南亚到印度，再到非洲、拉美，日本热衷于与中国争夺这些国家的投资机会。 作者：郑渝川 来源： 经略网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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