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是美国极端右翼势力壮大的根源

2021-4-16 20:41| 发布者: 荷兰华人新闻网| 查看: 261| 评论: 0|原作者: 迈克尔·布伦斯(Michael Brenes)|来自: 法意读书

摘要: 军国主义是美国极端右翼势力壮大的根源作者:迈克尔·布伦斯(Michael Brenes) 来源: 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冲击,震惊全世界。在被逮捕的暴徒中,人们发 ...

军国主义是美国极端右翼势力壮大的根源
作者:迈克尔·布伦斯(Michael Brenes)      来源: 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冲击,震惊全世界。在被逮捕的暴徒中,人们发现五分之一的人曾有过服役经历,这牵涉出了长久以来美国极右翼势力与军方之间存在着的密切联系。鉴于极右翼势力给美国带来的极大危害,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布伦斯(Michael Brenes)日前发表了《战胜极右势力,终结美利坚帝国》(To Defeat the Radical Right, End American Empire)一文,回顾了历史上美国军方与极右翼势力之间存在的诸多联系。他指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的战争促使军费开支日益增长,右翼政客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由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并将本该按照实际需求分配的福利资源转为按照是否服役与以分配,打造了出了“战争国家”的架构。同时,借助着右翼思想在军中的传播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名建立起的右翼组织的出现,退伍军人成为了极右翼势力发展的有生力量。为了保卫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迈克尔·布伦斯发出呼吁,要将退伍军人争取到左翼阵营当中来,终结战争国家赖以生存的对外战争,削减军费开支,并打造一个人道的福利国家。

  长期以来,美国军方都是极右翼势力得以生长的沃土。为了打击极右势力,我们需要彻底摧毁这一“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人道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以期为所有人提供福利。 
 

图为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暴动现场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发生在1月6日的美国国会山暴动事件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美利坚帝国的形象。暴徒们身着迷彩服,配备着仿制军用背包、头盔、防弹衣与徽章,以“游骑兵”的队形冲向了国会大厦,与此同时,其他暴徒则以拍照的形式记录着这一时刻。评论员们很快将这一暴力事件及其所带来的后果与真正的战争联系起来。现在我们得知,一些暴乱分子的的确确试图消灭那些“偷走选票的人”——他们希望利用一次准军事行动来颠覆选举结果。

  尽管有许多军人对国会山暴乱表示震惊与厌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逮捕的暴徒中,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有从军记录。例如,参与此次暴动的人中包括隶属于海军的一部分海豹突击队成员,同时,试图强行闯入议会大厅而被击毙的那位女性也曾服役于美国空军(她是本次暴动中死亡的五人之一)。

  极右翼势力显然是通过背靠美国军国主义这棵大树而得以发扬光大。

  正如历史学家凯瑟琳·贝鲁(Kathleen Belew)所说的那样,早在五十年前,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就通过招募退伍军人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冷战期间,极右翼分子积极游说退伍军人,称他们已被国家所抛弃,并由此号召他们采取准军事性的暴力行动。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军事霸权得到了极大的美化,基于此,极右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我们发现,在这些宣传极右思想的社会运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言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实际行动。

  为了解除极右势力的武装,防止未来再次出现1月6日版的国会山暴动事件,我们必须切断国内与海外帝国之间暴力得以联结的纽带。当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彻底结束海外无休止的战争。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重塑美国社会的民主建构,直接挑战当下军事国家等于福利国家的现状,因为当下的情形是,五角大楼既满足了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的物质需求,又塑造了民众对军队的看法。

  最关键的是,如果想成功的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将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只有通过长期的合作,让足够数量的退伍军人在左翼组织中工作,乃至领导左翼组织,我们才能最终打败极右势力。

冷战与极右翼势力

  极右翼势力与军方之间存在广泛联系这一点并不新鲜。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旨在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以防止共产党在美国上台;同时,美国的国内政策鼓励美国人密切关注身边的共产主义颠覆分子,两者相加,无疑渲染了国内政治的恐怖氛围,同时也助长了军事力量在国内的投射。

  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们都主张增加保卫国家安全事项上的投入,同时,他们也认为只有依赖军事手段才能打败共产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联邦政府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就已经开始利用军事手段,例如逐渐依赖军事方面的专家,依赖长期的战争经济来创造就业机会,依赖政治团体自身的警觉来铲除国内的共产党“叛徒”。军事预算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环境为极右翼分子提供了进入军队的机会。例如,埃德温·沃克(Edwin Walker)是一名二星陆军将领,同时他也是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美国极右翼社会组织——译者注)的成员,在1961年,有人举报他向他手下的军人传播右翼思想。沃克因此从军队辞职,但他很快被右翼人士视为英雄,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与其他右翼分子一道参加巡回演讲,并猛烈抨击扎根于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威胁。

  沃克成功预言了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政治生涯。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二战中轰炸日本本土这一作战计划的起草者,之后他成为了民主党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位乔治·华莱士就是在任职阿拉巴马州州长期间发誓要将种族隔离“进行到底”的人。在华莱士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李梅负责制定外交政策,而他所制定的政策中充斥着大量的沙文主义与冷战好战色彩的内容。与此同时,他还声称“在越南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是最有效的手段。” 
 

图为柯蒂斯·李梅,1961年至1965年担任美国空军总参谋长,二战期间制定了用燃烧弹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
图片来源:原文附图

  沃克与李梅是右翼势力与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型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在五角大楼的帮助下,美国安全理事会和国家战略信息中心等右翼组织的骨干力量迅速崛起,这些组织频繁在军队中发表演说,并资助了大量的宣传活动,以期让人们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危险。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民众也对国家安全型国家颇有微词,公众越来越希望加强对军队的监督。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防预算的削减,以及来自军队内部人士对继续进行越南战争的强烈反对,使得军队的右翼化程度有所降低。1975年,国会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中央情报局采取的非法秘密行动展开调查,使得国家安全型国家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但反军国主义的高光时刻很快就成为过去时了。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逐渐复苏,并给美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乏力,政策的制定者们又一次试图利用增加国防开支的方式来恢复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随着国会中保守派官员人数的不断增加,右翼势力抓住机会,以财政紧缩与保障国家安全的名义削减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项目开支,同时(与一些民主党人一起)倡导“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政策。

军事福利国家与极右翼势力

  1973年成立的“全志愿军”(AVF)对美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军队开始向入伍的士兵及其家属发放住房、医疗保健与教育经费,试图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光环来掩饰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正如历史学家珍妮弗·米特尔施塔特(Jennifer Mittelstadt)所说,AVF很快就发挥了军队福利国家的作用,将社会福利与公众的需求分离开来,并将那些服役的士兵(他们认为这些人“应得到”福利支持)与那些没有服役的人区分开来。

  AVF与后越战时期有关服兵役的保守派陈词滥调相结合,把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隐藏在志愿奉献的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外表下,这些话术被重新包装成文化领域中的言论,并简化了对服兵役这一行为的描述。即使在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士兵们因为“没有获得胜利就回家”而被国家所轻视的形象也变得无处不在。这为极右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随着五角大楼摆脱了文职人员的监督,以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动下的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费增长,军民关系逐渐恶化。与此同时,作为“禁毒战争”的一部分,里根也在诸多美国城市中部署了军队,使得人们在“高犯罪率街区”与国境线上都可以发现美军的身影。军队与平民越走越远,与此同时,白人至上主义者也开始在军队内部建立网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如“白人爱国者党”(WPP)和“3K党加州骑士团”(CKKKK)试图在驻扎于美国南部军事基地的军人中发展新成员。凯萨琳·贝莱写道,3K党加州骑士团是由一位退伍20年的军人弗雷泽·格伦·米勒(Frazier Glenn Miller)创建的,他“很擅长利用越战的各种叙事、符号和武器来塑造自己的组织”。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在针对拉美左翼势力的战争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里根将冷战带入了中美洲,并打败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游击队。与此同时,大量军方人物利用他们的地位,为该地区的反共武装力量提供支持,例如约翰·辛劳布(John Singlaub)少将,他是世界反共联盟(WACL)美国分会的负责人,他与保守派国会议员和美国安全理事会(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等组织都保持着紧密联系。这场国际反共运动巩固了国家安全型国家、军队与右翼团体之间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极右激进主义也有着国内方面的原因:作为激进支持拥枪的游说团体的全国步枪协会日益崛起,以及关于维护传统“美国价值观”的争论再次升温。获得武器的机会大幅增加,极右翼势力对准军事暴力的痴迷,美利坚帝国的衰落以及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混杂在了一起,在里根总统任内和任后助长了右翼激进主义的兴起。

  “军队开始向入伍的士兵及其家属发放住房、医疗保健与教育经费,试图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光环来掩饰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图为电影《第一滴血》海报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与此同时,在《第一滴血》、《赤色黎明》以及《壮志凌云》等影片的宣传下,军方努力修复着后越战时期自身的公众形象,同时,政府官员也试图保护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其免受民主制度的监督。从吉米·卡特到比尔·克林顿,总统都转向支持迅捷、果断的军事行动,在萨尔瓦多、黎巴嫩和索马里开展的“小规模战争”取代了先前那种长期的“建国型战争”模式。虽然模式改变了,但没有改变的是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可以使用占据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战胜敌人,而无需担心国内的影响。

  当美国本土发生暴力事件时,他们就可以轻易的为推行国家安全型国家找到理由。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遭到退伍军人、白人至上主义者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的爆炸袭击后,克林顿便要求国家安全机构调查并镇压极右翼组织。

  但他们在阻止极右翼组织吸纳退伍军人方面收效甚微。更糟糕的是,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使得民众进一步支持增加国防开支,支持进行积极的军事干预,以及对军方产生了的极度同情——所有这些情况都给国内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2009年,当退伍军人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返回家乡时,国土安全部(DHS)担心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不稳定,同时受到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影响,“[这一系列原因]可能会引发极右翼势力的活动,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民兵的运动。”两年后,国土安全部同样表达了此类担忧,他们指出“极右翼组织更愿意招募退伍军人进入组织。”美国连年不断进行的战争在公众的想象中被分割开来,一方面,公众认为这些战争是击败那些中东敌人的必要手段,以确保“我们无需在美国本土面对这些敌人”,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极右翼组织将退伍军人当然的视为其成员。

  唐纳德·特朗普继承了这段历史,并将其重塑。在他的任期内,特朗普推行军国主义外交政策,其中以有针对性地暗杀伊朗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等人物为标志。同时他也赞扬了包括骄傲男孩(Proud Boys)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暴力手段并杀害左派人士的白人种族主义团体,并要求他们“后退待命”。冷战时期的独裁政权正在复活,例如,他们坚称“皮诺切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特朗普的鹰派外交政策是美国政治中军国主义倾向的延伸。而正是这段历史把包括退伍军人在内的暴动分子聚集到了国会大厦,在这里,特朗普告诉他的支持者去“夺回我们的国家”。

工人阶级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妖魔化。尽管大多数退伍军人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共和党,但军队是一个比一般描述更具流动性的组织空间。

  军方内部的一些由精英组成的团体,例如那些四星上将、海军中的海豹突击队、陆军中的绿色贝雷帽等特种作战部队的退伍军人等精英人士在政治上往往倾向于保守,他们与许多反对特朗普政策、与左派有关联的应征士兵不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总统竞选中获得了来自现役军人的支持。同时,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回国的退伍军人也压倒性地支持“全面撤出”中东战争。

  我们应该团结起所有认识到军国主义与贫困、国内与国外暴力之间存在联系的人。例如共同防卫组织(Common Defense),这是一个由退伍军人领导的组织,并与劳工运动存在联系,它正在推动全民医疗保健事业,促进种族平等,以及希望彻底终结正在进行的战争。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了一个退伍军人工作组,他们负责招募退伍军人来参与政治并宣扬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退伍军人大多拥有工人阶级的背景。这两个群体都追随着前几代退伍军人的脚步,成为了积极的反战分子,并试图通过削弱战争国家来让美国转向福利国家。

  在1月6日的暴乱过后,人们呼吁利用9·11后建立的监视方法与意识形态策略来打击极右翼势力,同时,人们也认为在左翼势力和反帝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也变得尤为重要。设立本土反恐法的提案与先前的 “反恐战争”中所运用到的军事策略也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期待看到同样的反民主结果。

  尽管参与1月6日暴动的人应被逮捕并起诉,但对右翼极端主义发动无止境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同样也无一例外地会将本应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转用于军事目的,这并不能彻底解决助长右翼极端主义的国内因素(即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

  因此,仅仅将反极右势力的力量动员起来是不够的。因为极右翼的存在也与支撑国家安全型国家的技术官僚体系有关。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在战争经济体系之外提供医疗保健、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例如,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从国防部门转移到民政部门)。

  我们必须彻底摧毁支撑国家安全型国家、危害穷人、工人阶级与民主制度本身的国内与国际体系,而绝不是指望依靠军队向少数人提供社会保障——即是否拥有社会保障取决于你是否服兵役。



翻译文章:Michael Brenes, To Defeat the Radical Right, End American Empire
网络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2/far-right-us-imperialism-military-capitol-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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