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我早就上报了疫情，是谁在阻止公开？
摘要: 钟南山：我早就上报了疫情，是谁在阻止公开？来源：芝麻升学 作者：边城蝴蝶梦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经两个多月，人们对病毒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谁是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至今没有消息，有人甚至已悲观地预测， ...
钟南山：我早就上报了疫情，是谁在阻止公开？ 来源：芝麻升学 作者：边城蝴蝶梦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经两个多月，人们对病毒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谁是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至今没有消息，有人甚至已悲观地预测，会像SARS第一例患者的追寻一样，无疾而终。 上海的基因测序，莫名受阻 2月22日，南方医科大学学者通过对39条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进行研究，发现病毒可能出现在2019年11月左右。 这一结论与官方认定的最早病例出现时间相符：卫生部门与疾控系统普遍认可第一例病例发生于2019年12月8日，《柳叶刀》的一篇论文则认为是2019年12月1日。
两个月了，新冠病毒是否在人群中持续进化，传播力是否加强?目前仍不为所知。 病毒传播力的变化，与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变化相关。需要科学家对疫情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病毒序列进行比对研究。 然而，这一工作的开展正受到阻滞。 首个将新冠病毒的序列公布在virological.org网站，供全球研究者共享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教授张永振的团队。他们在北京时间1月11日上午提交了序列。 序列提交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原始数据，是分析病毒变异进化、特性等工作的基础源泉，足够多的序列，对于科学研究至关重要。 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 该实验室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未得到明确答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一切都发生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重新申请活病毒的培养等相关的研究，也无法得到审批。”一位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人员说。 而他们实验室由于还处于整顿期间，目前只能做一些临床检测。上述实验室的一名合作方告诉《财经》记者。 该实验室关停的原因是什么，在整顿后何时可以开展相关的试验工作?截至发稿，上海市卫健委未予回应。 “鉴于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势，选择不公开病毒相关的数据，是有悖科研道德的。” 武汉的基因测序，受阻 回望2019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的那几天，原本应是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但彼时，公众对这种病毒日后会引发的后果，浑然不知。 种种证据显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于9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直至1月9日，专家组正式宣布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一位基因测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卫健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他武汉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样本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不能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相关数据，“如果你们在日后检测到了，一定要向我们报告”。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称：针对近期武汉肺炎病例相关样本的运输，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要求进行;病原相关实验活动应当在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 文件进一步规定，各相关机构应按省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提供生物样本开展病原学检测，并做好交接手续;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已从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取得相关病例生物样本的机构和个人，应立即将样本就地销毁或送交国家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并妥善保存有关实验活动记录及实验结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相关论文、成果发表须经委托部门审核同意。 至于哪些机构属于“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文件并未提及。 有病毒学家透露，甚至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一度被要求停止病原检测，销毁已有样本。“因为按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仅有国家和省级的疾控系统机构，才有权进行传染病病原学鉴定，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显然不在此列，更何况那些未经授权的商业科研机构”。 或许正因如此，12月30日拿到病毒样本的中科院病毒所，2020年1月1日进行病毒分离，1月2日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1月9日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及标准化保藏。 这些显然日以继夜才能完成的研究工作，迟迟未对外公布，仅仅在2月份面临外界的传言攻讦时，才给出只言片语的披露。 钟南山：我早就上报了 钟南山院士在27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其实我们在12月31日就明确了新的病原体，1月3日分离出了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地方和国家CDC(指武汉、湖北和国家疾控中心)。 “但我们的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是一个技术部门，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国家的疾控中心是可以直通中枢的，直接向社会通报。”这句话，你可以有多种理解。
两批专家组调查，受阻 现在我们都知道，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钟南山表态后，很多人才开始紧张起来。 但在1月18日钟南山奔赴武汉之前，国家卫健委已先后派出两批专家组，分别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但两批专家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 1月4日，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 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表示，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很多人都认为，两批专家的调查结果和公开表态，可能误事了。 为什么前两批专家组，未能在武汉调查时得出“人传人”的重要结论? 《财经》近日专访了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要求匿名的成员。对全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搜索《追问卫健委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 我看了这篇专访，觉得这位专家确实功力深厚。他说，专家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武汉方面不配合，又说谎。 记者问：“今天来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信息?” 专家说：“我相信在北京不是这样，在广东也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会是这样。你看现在的防控就知道了。” 关于第一批专家组的调查发现，这位专家说，“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两批专家组是怎么交接的呢?“他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主要是在病例的交接上。大家了解下基本情况，就完了。” 记者问：“在你们之前，第一批专家已经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 这位专家答道：“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 待的时间“太长”，我揣摩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很辛苦要换班，一个是那么长时间都没发现重要线索。 “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回来后，到国家卫健委开会，要对疫情判断。当时有成员就说，疫情被低估了。我印象中，第二天卫健委态度变了，已经开始重视了。”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调查的。 听说哪家医院有医护人员感染了，就打电话去医院问，结果人家都否认。 医护人员的感染区他们没看到，也不知道在哪，“这么大的院区，我们怎么去找呢?” 去医院调查的时候，陪同专家们的，有武汉卫健委官员、院长、医务处主任。有没有跟一线医生私下单独了解情况呢?专家没提到这一点。如果有的话，接受媒体采访时，不可能不说。那应该就是没有。 除此之外，专家还做了什么呢?他们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接待港澳台的代表团”。 原来你们专家组去武汉，就是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别人不告诉你，你就不去调查了解。要是瞒着你呢? 另外，还有接待任务。 第二批专家组曾得出过“可防可控”的结论，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当时专家组掌握的情况确实是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有没有怀疑武汉方面隐瞒? 这位专家说，有。“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 好吧，原来别人不跟你说实话就没办法，不深入调查走访，也是遵从上面指示，打打酱油就好。 即使怀疑武汉瞒报，专家们也还是很软蛋。听听这段对话。 问：既然有怀疑，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当地的政府或者医院发问? 答：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还能说什么?——拍案而起，说，我就是怀疑你们瞒报! 本文综合整理自财经以及公号《码头青年》和《有好报》。作者：边城蝴蝶梦，高昱 彭岩锋 杨睿 冯禹丁 马丹萌等，特此鸣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