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开端：回顾2020
摘要: 二十年代的开端：回顾2020作者：卞岸 来源：经略评论 21世纪的庚子年即将过去。当未来的人们重新审视这一个时刻，将会如何理解这一年的历史进程，理解我们留给未来的历史遗产呢?全球性的大瘟疫、大动荡，各种力 ...
二十年代的开端：回顾2020 作者：卞岸 来源：经略评论 21世纪的庚子年即将过去。当未来的人们重新审视这一个时刻，将会如何理解这一年的历史进程，理解我们留给未来的历史遗产呢?全球性的大瘟疫、大动荡，各种力量的分化与重组，这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现象。不过，它究竟是风暴的起源地，还只是一个助推的通道，让既有的一系列趋势加速发展?这一切，其实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在疫情降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 ——全球经济的重心转移已经在进行之中，西太平洋地区正在加速凸显出其重要性。在冷战终结之后，美国的掌舵者们以极大的自信推进全球化，推动美国资本的全球重新布局。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许多业务被外包给了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掌舵者自信，由此形成的垂直分工将是稳定的，而且对于美国资本而言更有效率。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在垂直分工中处于下层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竟然能够从下层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逆袭”，挑战发达国家在产业链顶端的超额利润，新自由主义全球帝国由此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后冷战时期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膨胀，很大程度上压缩了实业资本在本国的空间，投资实业的资本缺乏利润而宁可流向海外，民众被鼓励超前消费导致储蓄率急剧下降。缺乏储蓄的民众日益依赖于社会安全网络来保障自身的社会经济安全，然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带来对欧美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也使得社会安全网络本身在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也受到挑战。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不约而同的政策方向。 ——由此形成的是欧美国家大量民众失业、中产阶级地位下降的状况。而这些民众又拥有选票，必然会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做出回应。由此带来了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右翼民粹主义将民众状况的恶化归结为全球化和外部竞争的结果，左翼民粹主义则用类似“99% vs 1%”这样模糊的口号来批判社会的掌权者，但无论是掌权者，还是反抗者，其范围都是模糊的、缺乏精确界定的。目前来看，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与国家权力关系更为紧密。在未来仍会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潜在威胁。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引发了一系列通过打“贸易战”和“退群”来促进实业回流的做法。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更伴随着一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通过其外交、军事和情报网络，向其所有盟友施压，逼迫或鼓动他们做出违反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定，效法美国的“贸易战”做法，收紧甚至切断他们本来与中国紧密的经贸联系。令世界体会到了以贸易为武器，以民众福祉为筹码的霸权主义威胁。
由美国这个冷战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发起的贸易战本身就充满着矛盾。一方面，这种贸易战似乎意味着美国全球霸权的收缩;另一方面，作为武器的贸易战又是进攻性的，它以美国利益为核心，无差别地打击所有对手。不仅仅是中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也都进入到贸易战的射程之内，由此造成了西方阵营内部的撕裂。 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见猎心喜，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出现“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美国”。许多欧美决策精英将疫情视为一个扭转原有发展趋势的机会，并不认为疫情会降临到欧美自己头上。中国的抗疫在欧美媒体上也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和同情。然而，到了三月份，情况出现大逆转，欧洲成为疫情的第二个震中，接下来是美国。最后，就连南北极，都无法逃脱新冠病毒的传播。 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迅速开始复工复产。而许多国家在防疫和保经济之间举棋不定，许多国家错过了最佳时机，只好被动地追随着疫情制定政策，出现了反复封禁。由此对生产和消费都形成了很大的打击。而中国的工厂是能够正常开工的，其结果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的预测完全失效，许多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的订单，在疫情期间反而转移回了中国。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也基本上失败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最后，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再创历史新高。而在全球经济困境之中，孤立中国市场与中国产业的图谋也根本无法实现。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完成谈判。中国面对此类国际规则和制度也更加自信，没有人再喊“狼来了” 为什么威尔伯·罗斯的预测失败了呢?中国能够控制住疫情，这是偶然的么?事实上，中国能够控制疫情所依靠的能力，和中国能够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所依靠的能力，具有极大的重叠度。中国国家自身掌握大量资本，因而不会轻易被私人资本(包括外资)集团所俘获，更能超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如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引导资本投向实业和科技创新)，不断认识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有能力调节市场经济扩张和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保持发展、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有能力在平时遵循科层制的一般运作原理，但在碰到重大挑战的时候，激活政党伦理和民众动员机制，打破科层制运作常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一些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缺陷。正是这样一个制度，使得中国面对疫情的时候，能够做到既不“散装”，也不“甩锅”，将社会各方面力量动员起来，打了一个出色的“歼灭战”。 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初，有学者急迫地宣布中国抗疫的失败，认为近年来进一步加强的中央集权要对疫情的爆发局面负责，然而接下来美国在抗疫上的大溃败，却引发了不少美国学者的反思：美国国父们所奠定的联邦制模式本身就是有缺陷的，难以应对这样的疫情。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初，有学者干脆说，在自由民主国家，根本就不会爆发这样的疫情，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故事的逆转让人目瞪口呆，持这种论调的人很快沉默了。 喜欢放“马后炮”的美国学术网红福山，面对坚硬的事实，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在抗疫上的更出色的表现，但认为这不是政体的原因，而在于国家能力和社会信任，而国家能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政官员具有相对于政客的自主性。不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总结多少也具有片面性，因为高度独立的美国CDC和FDA，恰恰是被自身以往的名声所累，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发了测试盒之后，弃而不用，非要自己开发新的测试盒，但又迟迟达不到标准，最后导致美国在3-4月份很长一段时间没法检测感染者。即便没有共和党的政客干涉这两个机构的运作，这两个机构的表现也已经很成问题了。事实上，福山的总结并没有抓住关键：如何克服“甩锅”和“散装”。
因此，2020年疫情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必将对过去流传多年的许多信条，形成巨大的冲击。在中国经验和其他国家经验之间的比较，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无法绕过的工作方式。在此，中国的经验将不只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经验，而是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至少可以对既有的许多普遍性论述进行限制。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从洋教条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面对活生生的经验，重新创制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经历2020年，在许多网络平台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青年人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思想状态——对于中国的复兴，他们显然有了更大的信心；但当论及更具体的教育、就业、住房等各方面的时候，网络上却经常有很多悲观的情绪，类似“内卷”“996”这样的词汇非常流行，这说明的是，人们对于分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没有同等程度的信心。而这恰恰印证了这个权威的判断：当下主要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全球来看，各国做大蛋糕的速度都慢下来了，而这也使得高速发展之时表现得不是特别突出的分配问题，变得更为关键。如何使得发展更为平衡、更为充分，更能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是新世纪二十年代的关键主题。
解决好平衡发展问题，让广大人民日子过得更好，中国就能够在全球秩序的惊涛骇浪中，保持“闲庭信步”的姿势，并且在解决“挨打”“挨饿”之后，解决好“挨骂”的问题。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并基于自身的经验提炼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国际舆论场很难会对此漠然处之。而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的民众，本身就是最为强大有力的传播力量。 1920年，梁启超欧游之后在国内发表系列文章，在其中下了这样的判断：“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事实上，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用“世纪”这个词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00年1月底就写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在其中，他深刻意识到，新的时代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欧游之前，他仍然无法明确概括，这个新的二十世纪，究竟有什么样的总体特征。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还激烈地批评过社会革命的思路，认为欧洲的许多议题对于中国而言仍然太早，对于中国而言，做大蛋糕仍然是第一位的。然而一战和欧游让他认识到，二十世纪的基本特征已经清晰地出现，已经不可能回到十九世纪了。 这种“回不去了”的感觉，在2020年同样极其强烈。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始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认为中美关系的下行，关键在于中国方面太高调，冒犯了美国，因而只要中国保持低调，中美关系就可以继续像原来那样前行。当然，这种论调既侮辱了美国统治精英的智商，也高估了他们的善意。它假设只要一头大象安静地躲在灌木丛背后，就能躲过猎枪。 2020年新冠疫情的降临，以及在新冠疫情下国际格局的进一步演变，让许多人放弃了这种侥幸心理，认识到委曲求全换不回和平与安宁;而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这次疫情的表现，也大大减轻了许多人的畏惧感。“抗美援朝”的精神正在回归——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乃至新的合作局面。解放思想，准备战斗，这将会是新冠元年之后的另一个主题。 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回不去了”的感觉，所以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确实已经身处一个新时代，它在许多方面延续了过去的时代，但在一些关键点上已经大不相同。这个时代需要更强的中国自主性意识，同时需要更强的全球普遍联系的意识，需要更强的内外互动的意识。而对于中国的思想者来说，如何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经验，吸收消化既有的种种理论范式，将中国实践中涌现的问题提炼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将中国实践提供的回应(也包括失败了和有缺陷的回应)阐述为对普遍性问题的多种回应之一，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标记出中国经验所处的世界历史位置，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思想的高度。 作为思想者，我们正在前行的路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卞岸 来源：经略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