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新解法：竞争有边界，合作有空间

作者：孙成昊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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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战略界一直以“权力转移”的视角看待中国，将双边关系视为一场所谓“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展开的博弈。这种观点引发了关于“修昔底德陷阱”、长期战略竞争，乃至潜在“新冷战”的诸多讨论。

其实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并非一向如此。早在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还在呼吁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当时美国的主流观点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只要承担起更多责任，就能被纳入现有的国际体系。然而20年后，美方的话风大变，这个“更加强大的中国”现在成了美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关切”。

不过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不能用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框架来解读。尽管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已大幅提升，但美国在高端技术、金融以及其盟友网络等方面仍保持着显著优势。

在贸易与技术领域，近年来的中美紧张局势表明，试图遏制双边关系发展势头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新兴产业与新技术仍在不断推动两国建立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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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将自身的发展视为一场同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赛”，其首要目标依然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一个经济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的中国，自然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以美国为尺度来衡量自身的成功，更不意味着谋求取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

问题在于，美国往往将中国的每一步能力提升都解读为自身相应优势的丧失。中国的技术突破、同第三国关系的拓展，以及中国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在美国眼中都是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必须予以严厉打压——而这往往又会招致中方反制。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两国元首就“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就要为竞争划定边界。

第一个界限涉及竞争的目的。中国一再表示，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美方也必须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美国同中国竞争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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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评估，将有助于美国在管控分歧、确保公平竞争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相反，如果中国的每一次能力提升都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削弱，那么要实现稳定的战略平衡将变得十分困难。

第二个边界涉及竞争的工具。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有限，两大阵营之间的分界线也相对清晰。然而现在的国际环境跟当年完全不同，中美两国已深度嵌入同一套全球经济与技术生态系统之中。这使得界定竞争边界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重要。如今，美国的“国家安全”概念已大大扩展，覆盖范围从半导体和投资审查，到关键矿产、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增强了保障供应链安全、应对外部经济压力的能力。

战略稳定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涉及真正安全利益的领域取消限制措施，但它要求在实施此类措施时更加审慎，明确目标，合理界定范围，并更加注重防范某一领域的争端蔓延至其他领域。在这方面，不能指望一次性化解所有结构性矛盾，而应“就事论事”，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这种务实态度，不仅在贸易领域大有裨益，在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也都同样适用。

第三个界限涉及全球对中美竞争的反应。许多国家同时与中国和美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且并不愿意因中美竞争而重新调整其外交与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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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当然可以发展各自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如果把基础设施项目、技术标准、供应链以及国际机构视为你死我活的角斗场，迫使其他各国选边站队，那么双边竞争就有可能演变为整个国际体系的扭曲。中美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利益作出选择的权利。

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试金石。随着这项技术的日益强大，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等共性风险也随之增加。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上维持沟通、甚至开展合作，同时妥善管控技术限制方面的分歧，那么两国之间“有边界的竞争”将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

划定这样的界限不太可能一劳永逸，但双方可以加强交流，也应当加强交流，逐步就在哪里竞争、在哪里合作形成更加清晰的共识，而不受政治分歧的影响。两国应认清彼此的核心关切，防止个别争端破坏整体双边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长期努力，因为两国都不会轻易从彼此的战略视野中消失，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指望通过施压来迫使对方改变。

如果美方能够超越“权力转移”这一简单化的叙事，并与中方携手，就中美竞争的目的、手段与范围划定界限，那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将对两国乃至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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