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迎来科技“新黄金时代”吗

作者：瞭望智库      来源：瞭望智库

7月21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向特朗普提交《科学：新黄金时代》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意在对标1945年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

作为战后美国科技体系的第二代顶层设计，《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核心旨在重塑美国科技战略布局，以期迎来所谓“新黄金时代”。

在人工智能（AI）重构科研范式、大国科技博弈全面升级的时间窗口，这份报告的出台试图破解美国科研体系的长期积弊，希望通过全链条制度重构巩固科技霸权。其思路是观察美国科技政策转向的重要样本。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位于得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2026 年 5 月 23 日摄） 新华社 / 路透

文 | 李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高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瞭望》2026年第35期，标题为《瞭望丨美国能迎来科技“新黄金时代”吗》。

1，“新”在何处

这份报告是美国科技政策近二十年来持续酝酿的产物。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已启动能源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精准医疗计划和“脑计划”，试图以任务导向型研发模式突破传统科研体制的束缚。特朗普第一任期未系统重构科研体系，但推动了“美国AI倡议”，将联邦AI和量子研究支出翻倍，克拉齐奥斯本人正是这一时期美国首席技术官，深度参与了上述布局。拜登政府进一步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提升至内阁级别，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扩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技术转化职能，设立健康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以高风险、高回报模式推进生物医学创新，并重启“癌症登月计划”。这些工作为后续战略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这一进程明显加速。2025年3月，特朗普致信克拉齐奥斯要求“开辟科学的下一个前沿”。同年4月，克拉齐奥斯在奥斯汀“无尽前沿论坛”发表主旨演讲，首次公开阐述“新黄金时代”愿景。2025年1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正式启动“创世纪计划”，将其定位为国家级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简称AI4S）任务。至2026年7月报告发布，配合《2028财年研发优先事项备忘录》要求各联邦机构90天内提交行动计划。

《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指出美国当前科研体系的深层矛盾，提出覆盖科研体系全链条的系统性改革方案。其“新”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资助机制从“机构绑定”到“人才跟跑”。

报告将改革核心锚定在让科研体系回归服务科研人员上，从资助机制入手重构科研资源的分配逻辑。报告提出扩大长效人才资助计划，借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研究生奖学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先锋奖等模式，推行五年以上的长期稳定资助，赋予科研人员更高的学术自由度，让资助跟随人才流动而非绑定特定机构。

报告引入“黄金票”评审机制，允许独立评审专家破格推荐高风险创新项目，避免共识决策对颠覆性选题的挤压。同时落地快速拨款机制，压缩申报评审周期，适配短期探索性研究课题需求。

报告还倡导丰富联邦科研资金投放方式，试点成果导向悬赏机制、预先市场承诺模式，针对技术转化类研究建立按实际成效拨付资金的激励机制。

二是组织形态试图填补校企之间的创新真空带。

当前美国中等规模科研项目缺少承接主体，此类项目通常需要十到一百人研究团队、耗资数千万美元、通过大约五年时间才能取得成果。高校实验室承载能力不足，而企业不愿布局相关长线研究。为此，报告提出推广聚焦型研究组织（FROs）、X实验室（X-Labs）等新型科研机构，以任务导向、固定周期、专业团队的运作模式定向攻坚技术瓶颈。

同时，复制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项目经理享有高度自主决策权的模式，持续扩容ARPA类专项研究机构，打造面向前沿颠覆性技术的专业化孵化体系。

三是治理体系引入“元科学”实施科学管理。

在搭建科研治理体系层面，报告引入“元科学”理念，要求各联邦科研机构设立直属最高负责人的元科学部门，用科学方法研究科研管理本身。通过对照实验测试不同资助、评审模式的实际成效，依照真实数据动态优化管理规则。同时推行投资组合式经费管理模式，参照专业投资机构风险平衡逻辑，合理配置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各类项目，均衡布局长短周期科研任务。

报告还要求精简行政流程，减少科研机构不合理的间接费用，把科研经费更多用到科研活动本身。

四是范式跃迁，重大科研项目的AI驱动与资源开放。

面向大国科技竞争和AI技术变革，报告将改革延伸至产学研融合、国家级重大科研任务领域，提出开放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国家航空航天局航天试验基地等大型科研基础设施；放宽核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监管要求，打造监管沙盒降低技术落地门槛；推广预竞争产业联盟模式，整合产学研力量攻克共性技术瓶颈，推动科研成果实现本土产业化。

针对AI带来的科研范式变革，报告力推“创世纪计划”，整合全国超算集群、前沿AI模型、大型科研仪器和标准化科学数据集，计划十年内将美国科研生产率翻倍。同步落地2025年5月特朗普签署的《恢复科学黄金标准》行政令，强化科研项目可复现性、数据透明度和可证伪性要求。

2，因何而变

1945年，范内瓦·布什提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线性模型，搭建起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高校作为研究主力、市场完成转化的制度框架，奠定了战后美国科研体系的制度基础。这套体系在面对AI革命和大国博弈激化的新形势时似乎力有不逮。《科学：新黄金时代》做出的系统性调整，根植于科研范式、产业格局与国际环境的深层变迁，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困境共同倒逼的结果。

国际竞争格局剧变。国际科技竞争正从单纯科研成果比拼，延伸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链条较量。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美国主导全球科技分工，把控基础研究优势，将封装测试、规模化制造等环节向海外转移，坐享科技代差红利和全球产业收益。如今这一秩序正被打破，美国制造业外流正从底部掏空基础研究优势根基，无力承接科研成果应用转化。主要国家纷纷加码科研投入，科技实力持续跃升，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呈现群雄逐鹿之势。

科研效率困境。美国数十年投入巨额联邦科研预算，但重大原创突破性成果产出增速持续放缓。行政事务侵蚀科研人员有效工作时间，学术圈层固化挤压青年学者创新空间，论文导向的评价体系催生大量“切片式”研究，传统共识式同行评审日趋保守，自我纠错机制反应迟缓。这些积弊制约美国科研体系创新效能。

科研范式迭代。如今，前沿技术创新呈现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交织、相互迭代，工程实践反向推动基础科学突破的新特征。蛋白质折叠、核聚变、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均不再遵循基础研究自然传导到工业应用的单向路径，而是越来越依赖系统集成与跨学科融合。建立在线性模型假设之上的美国科研体系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必须通过组织和制度调整跟上科研范式变化。

研发力量变化。布什时代，联邦政府是美国研发投入的绝对主力，高校是基础研究的核心载体。如今美国私营部门年研发投入超过7000亿美元，是政府与高校研发投入总和的三倍以上。头部科技企业不仅主导应用技术开发，在AI、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能力也已比肩顶尖高校。这种格局下，政府既不再需要也没有能力包办所有前沿研究，其角色需要从最大出资方转向资产配置者，通过制度设计打通公私资源，撬动社会资本，释放私营部门创新活力。

3，蓝图能否照进现实

《科学：新黄金时代》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图景，但战略落地前景并非一片坦途。报告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美国科研积弊的精准诊断，但处方能否奏效仍受限于多重制约因素。

一是资金悖论，“做加法”的战略与“做减法”的预算。

报告呼吁扩大长效资助、扩容ARPA类专项研究机构、推进“创世纪计划”，这些无一不需要巨额增量投入。而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预算提案中科研经费却呈现断崖式缩减：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总预算拟削减54%左右，NASA预计削减近23%，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拟削减约12%。报告的许多倡议面临口惠而实不至的风险。

二是人才逆流，移民收紧与科研生态“自我失血”。

美国科学界过去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人才虹吸效应。1901年至今，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奖项的研究人员中超过三分之一为外籍移民；2022年近三分之二的顶尖AI研究人员为移民。特朗普政府收紧H-1B签证、暂停部分学生签证、审查社交媒体等举措，正在动摇美国吸引全球科研人才的根基。《自然》杂志2025年3月一项面向美国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离开美国。另有数据显示，美国科研人员向海外投递工作申请数量同比上升32%。当报告呼吁“让资助跟随人才流动”时，现实中的政策却在驱赶人才外流。若美国无法维持对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吸引力，任何制度重构都将失去载体。

三是政治极化，政策延续性与两党博弈的深层张力。

美国科技政策的周期性摇摆是长期难题。奥巴马政府力推的气候与清洁能源研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遭遇显著收缩；拜登政府设立的健康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和《芯片与科学法案》框架，又面临新一届政府的重新定位。此次报告对传统科研机构的尖锐批评、对大学体系的明显疏离，已引发科学界强烈反弹。美国实验生物学协会联合会（FASEB）等学术团体指出，报告存在“以管理咨询或私募股权的逻辑肢解大学体系”的倾向，其“将资金从大学转向产业”的取向可能削弱基础研究这一美国科技竞争力的源泉。在联邦与州政府监管碎片化、两党在科研优先次序上分歧加深的背景下，一项需要跨任期、跨党派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改革，其政策延续性面临严峻考验。

四是路径依赖，产业逻辑难以完全替代学术逻辑。

报告对私营部门和产业联盟寄予厚望，但基础研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长周期性和公共品属性。DARPA模式的成功，恰恰建立在“政府出资、定向任务、宽容失败”的特殊机制之上，而非简单的市场逻辑。若将过多资源从大学转向企业，可能加剧重应用、轻基础的结构性失衡，反而损害长远创新能力。

此外，“黄金票”评审、快速拨款等机制虽有助于激发活力，但如何在“打破共识”与“防范学术不端”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精简行政”与“保障合规”之间拿捏分寸，都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

从《科学：无尽的前沿》到《科学：新黄金时代》，美国科技战略的迭代，折射出全球科技竞争更加多维全域。前者以“基础研究是进步之源”的理念打造了美国的科技霸权；后者则诞生于AI革命与大国博弈交织的十字路口，试图以“制度重构+技术跃迁”的组合拳延续这一霸权。

对美国而言，这份报告既是雄心勃勃的宣言，也是危机深重的自白。它承认了一个基本事实：那个依靠联邦出资、高校科研就能稳操胜券的时代已经终结。但承认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当资金紧缩与战略扩张同步推进，人才驱逐与人才争夺同时上演，政治极化撕裂政策延续性的根基，美国能否真正迎来其自诩的科技“新黄金时代”，存在巨大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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