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世界史充斥着两大类战争,中国给出新方向 作者:子政 来源:底线思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也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移世易,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不断在经历松动和变化。站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间节点上,中国正以独特的姿态和方式,深度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与传统的“西式国际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互动。 国庆76周年前夕,中国继“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议之后,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核心理念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等五条。 该倡议提出的时间点,是在九三大阅兵的两天之前,国庆日的一个月之前。在阅兵和国庆活动中展示出来的强大军力和国力,为中国提出这四大倡议赋予了充足的底气。 四大倡议虽是智慧和理念的产物,但只有此智慧和理念,没有在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各个方面与之相配且令人信服的本国成功实践和经验不行;而只有本国成功实践和经验,没有足以克服强大外部阻力、将倡议内容推向全球所必备的军力和国力也不行。 中国提出的这四大倡议,不仅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更体现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深刻思考。如何推动四大倡议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认可,成为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就要从目前通行于世界的“西式国际体系”说起了。 ▲“西式国际体系”的由来 当前世界上这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每个国家以边界划分领土并通过中央政府、财政体系和常备军维系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际体系,并非自古有之,也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的一个创造。具体说来,是几个世纪之前几个欧洲小国在一系列战争之后共同创造出来的观念产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欧式国际体系”或“西式国际体系”。 回望过去,整整500年前的16世纪20年代前后,一场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军事革命”的大变革首先在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等国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火器的普及、装备火炮的步兵方阵的出现、星形布局的“棱堡体系”的发明等等,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依赖于贵族骑士高超武艺进行作战的古老方式。 1648年5月,《明斯特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自:荷兰画家赫拉德·特博赫(1617-1681) 这触发了一个新的战争逻辑: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发动一场战争所需的金钱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贵族们个人所能承受的程度。于是,一个面向更大规模人口征税和征兵的系统成为必需,一个用于征税和征兵的官僚机构和一个用于压制内部反抗的中央权力也成为必需。于是,欧洲近代国家的雏形——中央集权、官僚制、常备军的三位一体被塑造了出来。历史学家查尔斯·蒂利的一句名言精炼地表达了这个逻辑: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这就是所谓“现代国家”的诞生,究其本质就是“战争国家”,就是军事革命的产物。“战争国家”因为战争而被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之后也是为了发动战争。反过来说,在军事革命的倒逼之下,也只有那些成功进行了内部整合、拥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的,才能在欧洲争霸战中生存下来。 而这也正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得以发生的时代背景。这场在1618年到1648年之间进行的战争,由于各方都采用了百年军事革命的最新成果,“战争国家”的行政体系也运转其中,各方动员的总兵力空前巨大,战争消耗也空前巨大,最终陷入了持久的消耗战。虽然战争因宗教冲突而起,但在“战争国家”体系的作用下,很快演变为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寻求霸权与法国、瑞典等国维护均势的国际政治斗争。 “军事革命+战争国家”这个致命组合显示出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后果,相互之间“谁也无法打败谁”的僵局出现了,这就有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是对军事革命所塑造的新政治现实的一个承认,也是对三十年战争结果的一个法律确认。而这个结果,也就是“西式国际体系”的雏形。 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体系。由于各个基于领土和人口的国家被赋予了名义上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个体系事实上在国家之外排除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无论是皇帝还是教会,从此都不能再干涉各国内政外交。与此同时,这个体系塑造了一个多极主权国家并存的结构,体系的维持完全依靠各国战争能力之间的均势平衡。 ▲“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 可以认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400年来的世界历史其实是在同一个剧本当中。一方面,以欧洲为中心,“西式国际体系”不断扩大,原本处在体系之外的传统国家,无论历史上是怎样的国家,一旦与体系内的“战争国家”发生接触,就要被迫进行内部改造变身为同类的“战争国家”,否则就会被灭国。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一旦以“战争国家”的身份进入到“西式国际体系”之内,就要被迫接受体系内部的规则,不断提高本国的战争能力以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参与到多极体系内的均势平衡当中。 400年来世界历史一直就是两大类战争:一是西方列强在“西式国际体系”内部以“战争国家”身份在新规则下进行混战,二是西方列强在“西式国际体系”之外发动侵略战争,利用其军事优势压迫传统国家,并迫使这些国家进行内部改造变身为同类的“战争国家”。这两大类战争同时进行,直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冷战。 其结果是,一方面,世界上所有传统国家都已被改造成了“战争国家”并被纳入到了“西式国际体系”之内,另一方面,体系内主要“战争国家”的战争能力已经强大到足以导致全球生物同归于尽的程度。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同柯蒂斯·李梅(右二)等美军高级将领交谈 这就是“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呼之欲出之时,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一个严酷现实。 1990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首次正式提出了“全球治理”概念。1992年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天涯成比邻》的研究报告,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此后的30年里,虽然这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学者们也一直都在认真地讨论,但在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如何等这五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上,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必须通过全球合作加以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而实际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却少得可怜。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复杂,虽然全球化进程一直都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加速进行,世界各国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挤在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中,但是目前这个规定着世界各国行为方式的“西式国际体系”却仍然是400年前的那个产物,与时代发展完全脱节了。 具体说来,当今世界各国本质上仍是“战争国家”,整个国际体系仍由“战争国家”为基本单位,仍需依靠战争能力维持均势平衡,而“战争国家”仍然动辄诉诸自己的相对军事优势寻求权利和安全最大化。不仅如此,几百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军事革命,在当今世界仍在加速进行,以至于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信息等等传统的非军事领域也都被逐一“武器化”成为了新型战争手段,导致了所谓“混合战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如此看来,哪里还有“全球治理”逐步推进、走向落实的那一天?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 时间来到了2025年。500年以来一直由西方国家保持的军事革命领先优势,以及400年来由西方国家创造的基于“战争国家”的“西式国际体系”,终于开始发生动摇。 中国9月3日大阅兵所释放的信号是:500年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的大国开始全面引领最新的军事革命。而中国9月1日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所释放的信号是:400年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的大国开始引领“西式国际体系”的变革。 这两个信号是相辅相成的,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中国正在稳步地取得在战争能力上的相对优势,已经有能力击败世界上任何“战争国家”的挑衅,但是中国却一直坚定地表示中国是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决不走西方“战争国家”老路的国家;另一方面,正如在“全球治理倡议”中表明的,中国无意继续按照“西式国际体系”的旧有规则行事,而是要超越这个过时体系,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做到的。尽管当前这个“西式国际体系”不仅根本无力阻止战争,反而无时不在鼓励各个“战争国家”的军备竞赛和“混合战争”的进行,但创造了这个体系并将其一直维持至今的西方国家,却不可能对其进行变革。 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同。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在19世纪陆续遭受到多个“战争国家”的侵略,并了解到“西式国际体系”席卷全世界这个趋势之后,被迫将自己改造成同类的“战争国家”并逐步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的。但是,中国的这个改造和融入过程,却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压迫之下被动进行的,而不是主动拥抱的。因为对中国来说,这种“战争国家”和这种战乱不断的国际体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先进事物,不过就是中国历史上早已经历过的“战国时代”,是完全没有长久和平的“据乱世”。 所以,由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方面看都合情合理,其内容也有理有据。倡议通过几大核心理念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尊重当前基于“主权平等”和“国际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希望以此为基础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推动更高层次的全球治理,而无意依仗本国强国地位另搞一套;另一方面也针对某些强国越来越公开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再次重申了“多边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原则,防止出现倒行逆施,导致全球治理多年来的国际努力前功尽弃。最后提到的“注重行动导向”,既是回应近30年来理论空谈过多,实际行动太少的现实局面,也是奉行中国一直以来的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行事方式,旨在推动全球治理实践的走深走实。 无论前景如何,无论阻力多大,由中国推动的全球治理终于启动了,带着中国智慧和理念所投射的光明,也带着中国军力和国力所提供的底气! 谨以此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 作者:子政 来源:底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