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建中:布局香港:中情局与“第三种力量运动” 作者:舒建中 来源:白昃研究公众号
所谓“第三种力量运动”(Third Force Movement),是指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在中国香港秘密资助并组建的对抗新中国的政治力量。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美国一方面对腐败的国民党集团深感失望,另一方面又竭力奉行遏制新中国的冷战政策。鉴于此,美国积极寻求扶植一支既不属于国民党集团,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第三种力量。秉持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中情局遂以香港为基地,着手组建“第三种力量运动”。
一、中情局“第三种力量工程”的缘起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中情局负责行动的政策协调处处长弗兰克·威斯纳就派遣资深特工艾尔弗雷德·考克斯秘密进入香港,目的就是搜集并考察在香港组织反共产主义力量的潜力。此后,中情局接连指派情报官员以掩护身份进入香港,配合中情局香港站物色可以领导第三种力量的人选,以便为隐蔽筹建对抗新中国的政治力量作出铺垫。在中情局看来,作为开放的自由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为美国实施对华隐蔽行动提供了诸多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香港毗邻中国华南地区且与中国内地联系紧密,因而便于隐蔽渗透,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和政治价值,有利于中情局铺排针对新中国的隐蔽行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美国决意扶植新的反对新中国的势力,进而加快了培植第三种力量的政策布局。在此背景下,考克斯于1950年1月回到中情局总部,向威斯纳汇报了前期调研的情况。4月,考克斯奉命返回香港并就任中情局香港站站长,目的就是以香港为基地,秘密组建永久性的对抗新中国的第三种力量,此即所谓“考克斯使命”。根据中情局的一份秘密指令,考克斯在香港策划组织第三种力量的行动议程包括:秘密资助反对共产主义和新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培植隐蔽行动资源和网络,利用其针对新中国展开心理战和宣传战,重点是抹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期通过香港渠道在中国内地制造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配合美国对华冷战战略的实施。
作为确定第三种力量领导人的重要步骤,中情局特工频繁同滞留香港的反动军阀张发奎和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张国焘秘密接触,促使张发奎和张国焘同意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组织者。经过一年的精心谋划,中情局于1951年1月正式决定启动实施“第三种力量工程”(Project Third Force),首要目标是将香港的各种反对新中国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联合起来,在中情局的幕后操纵下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的政治组织,为此,中情局任命考克斯作为“第三种力量工程”负责人。至此,中情局以香港作为基地的“第三种力量工程”步入具体实施阶段。除搭建第三种力量的掩护组织平台外,“第三种力量工程”的隐蔽行动议程亦从发起政治战和宣传战,扩展到利用张发奎残部以及溃逃至冲绳的蔡文治所部组建所谓反共游击队并实施准军事行动,此即中情局以香港作为组织中心布局的“第三种力量运动”。
二、中情局“第三种力量运动”的铺展
根据“第三种力量工程”的部署,1951年2-5月期间,中情局官员频繁抵达香港,同各界反共产主义人士会商协调,密谋构建第三种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掩护平台,全力推进“第三种力量运动”的实施和铺展。为此,中情局官员表示将向第三种力量提供政治和资金支持,发展第三种力量成员并鼓动所谓“民主人士”加入“反共十字军”,展开针对新中国的隐蔽政治、隐蔽宣传甚至准军事行动。中情局官员还承诺,一旦行动败露,中情局将负责安排第三种力量领导人逃离香港,资助其前往日本或菲律宾。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驻香港机构人员也参与到组织第三种力量的行动中,认为任何有成功机会的项目都值得尝试,目的就是协助并配合中情局加快推进“第三种力量运动”的组建。
在中情局的周密部署和秘密资助下,“第三种力量运动”的掩护性组织载体——“二十五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Twenty-Five)于1951年5月11日在香港成立。除中情局相中的组织者张发奎和张国焘之外,“二十五人委员会”成员还包括顾孟余、童冠贤、张君励以及军事行动领导人蔡文治将军等第三种力量人士,“第三种力量运动”初具规模。为便于在公开组织的掩饰和伪装下展开活动,经中情局批准,“二十五人委员会”于1952年10月正式更名为“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Fighting League for Chinese Freedom and Democracy),继续接受中情局提供的秘密资金支持。至此,中情局在香港布建“第三种力量运动”的组织构架基本定型。按照工作程序,中情局香港站官员至少每周同“第三种力量运动”领导人会面一次,听取工作汇报并提供行动指导。随着组织工作的推进,“第三种力量运动”仅在香港就扩充至300余人,成员涵盖教育界、学术界、工商界甚至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领域。在香港之外,“第三种力量运动”成员约200余人(不包括张发奎残部和蔡文治领导的军事力量)。
根据中情局制定的行动方案,“第三种力量运动”的主要使命是:搜集与新中国相关的各种情报;展开反对新中国的政治战和宣传战;实施针对中国内地的游击活动。借助中情局提供的秘密资金支持,“第三种力量运动”以香港为基地,展开了一系列政治和宣传行动。
在政治行动方面,“第三种力量运动”利用成员优势,积极在香港各界实施政治渗透,组织反对新中国的政治力量资源,配合中情局布建隐蔽政治网络。根据中情局的部署,青年学生是美国在香港长期铺展隐蔽行动的关键群体,为此,中情局指示“第三种力量运动”将年轻人和学生作为政治行动的重点。在中情局的政策指导和鼎力支持下,“第三种力量运动”专门组建第三种力量青年团——“民主中国青年联盟”(Democratic China Youth League)并获得中情局秘密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利用“第三种力量运动”这一政治平台,中情局通过提供秘密资金等方式在香港各界实施广泛的政治渗透,从而为美国后续隐蔽行动的铺展积累了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种力量运动”配合中情局针对青年学生的政治渗透对香港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民主中国青年联盟”的建立彰显了美国争夺年青一代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手腕,为中情局培植在香港的隐蔽行动资源开辟了重要的渠道。
在宣传行动方面,“第三种力量运动”秉承中情局旨意,通过期刊杂志、图书等方式展开针对新中国的宣传行动。在中情局秘密资金的支持下,“第三种力量运动”在香港创办民主中国出版社(Democratic China Press)和自由出版社(Freedom Press);其中,自由出版社是“第三种力量运动”最重要的出版社和宣传阵地,出版了大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图书。借助中情局提供的秘密资金,“第三种力量运动”先后出版发行《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周刊、《独立论坛》(Independent Forum)以及张国焘担任主编的《中国之声》(Zhongguo Zhi Sheng)等刊物。此外,中情局以及美国政府相关机构还通过资助“第三种力量运动”翻译出版图书、创设研究所等方式,以香港为基地展开对抗新中国的宣传战。由此可见,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政策举措,中情局利用“第三种力量运动”在香港隐蔽构建了以新中国为目标的宣传战资源和网络,培植了相应的隐蔽宣传载体,为美国铺展后续的对华隐蔽宣传行动创造了条件。
在准军事行动方面,以香港为基地的“第三种力量运动”并没有自己的军事资源,中情局计划中的准军事行动主要依靠散落各地的张发奎残部和盘踞冲绳的蔡文治所部。为培训“第三种力量运动”的游击力量等准军事势力,中情局在冲绳、菲律宾和塞班岛设立专门的军事训练基地,传授跳伞、潜伏、爆炸、破坏、无线电通讯等行动技巧,中情局掩护组织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及其设在香港的办事处亦参与到支持“第三种力量运动”的准军事行动中。就实际效果而言,除选派人员潜入中国内地搜集情报外,“第三种力量运动”在准军事行动领域没有成功执行过任何任务。尽管如此,中情局对“第三种力量运动”准军事行动的支持依然昭示了美国对华隐蔽行动的政策策略和行动路径,充分表明准军事行动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三、中情局“第三种力量运动”的败落及其影响
尽管中情局对香港的“第三种力量运动”寄予厚望,但总体上讲,“第三种力量运动”却成效甚微且内斗不断,与美国的项目预期相去甚远。在此背景下,1953年1月上台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以香港作为基地的“第三种力量运动”对美国的价值。
经仔细评估之后,美国政府于1953年7月做出决定,要求中情局逐步削减对“第三种力量运动”的秘密资金支持。到1953年年底,美国停止向“第三种力量运动”提供支持。失去了中情局的资金来源和隐蔽支持,“第三种力量运动”难以为继,1954年11月,“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布解散,以香港为基地的“第三种力量运动”走向败落。
在重新评估“第三种力量运动”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经秘密勾连,美国同台湾当局于1954年12月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情局秘密支持的香港“第三种力量运动”寿终正寝。
总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情局就秘密布局香港的“第三种力量运动”,将香港视为扶植并发展反共反华势力的前哨和苗圃。尽管对“第三种力量运动”的隐蔽支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中情局秘密组建和资助“第三种力量运动”的行径及其铺展的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行动已经表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就将隐蔽行动作为遏制中国的政策工具,中情局随即着手在香港布建隐蔽行动平台和网络,目的就是利用香港作为通道,针对中国内地实施有组织、有预谋的秘密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情局在香港铺展的隐蔽行动具有不容割裂的政策传统和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利用“第三种力量运动”布建的政治和宣传资源为美国在香港展开后续的隐蔽行动创造了行动空间,为美国利用香港针对中国内地实施政治和舆论渗透甚至煽动并挑起“颜色革命”埋下了伏笔。
作者:舒建中 来源:白昃研究公众号 舒建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白昃战略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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