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周考古:或又发现一个“三星堆”,难怪春秋吴越会兴起 作者:百家杂评 来源:百家杂评公众号 春秋晚期,中原老牌诸侯后劲乏力,位于江浙的吴越乘势而起,乃至一度威震中原,成为了春秋霸主。 按照传统历史解读,商周时江浙属于蛮荒之地,当地部落被视为“蛮夷”。随着中原文明的扩散,以及晋楚分别扶持吴越,就是晋国扶持吴国疲楚、楚国扶持越国对抗吴国,由此让吴越迅速崛起。 然而,被猜测会是下一个“三星堆”的浙江毘(pí)山遗址表明,吴越兴起固然与中原文明有关,但更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并非是在极度落后中吸收中原文明而兴起的。与此同时,毘山遗址的出土,或许呼应了“泰伯奔吴”的历史。 毘山遗址重大发现 毘山遗址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毘山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周朝时期的遗址,1957年发现,2004年初步挖掘,2013年以来大规模考古,至今还远没有揭开毘山遗址的真面貌。然而,仅以当下考古发现来看,已经非常惊人了,乃至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个“三星堆”。 相关介绍显示:毘山遗址发现宽达15米的人工河,大面积的居住建筑遗迹,还有一个3400平米的“地标”建筑,遗址占地面积在百万平米左右,还有青铜礼器残片、烧灼过的龟甲、玉琮、玉璧等数百件,是浙江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晚商时期聚落。(下图,卜骨) 其中,相关标本的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公元前1250—前1000年,即商朝中晚期到西周早期时,毘山先民是江浙一带的霸主。 更为重要的是,毘山遗址与三星堆同属晚商时期,三星堆惊艳世界,专家认为“毘山遗址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社会组织复杂的部落酋邦或方国”,或会成为下一个三星堆。著名商周考古学家、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我对毘山和下菰城‘耿耿于怀’,浙江先秦考古会有一个爆发点。我一直觉得在那个区域有可能会有三星堆那样的发现”。 不过,三星堆与重鬼神、重祭祀的商文化类似,毘山遗址更世俗化、实用化,比如青铜器主要是锄头、斧子、矛、镞等工具或兵器。 毘山遗址与周吴越 毘山遗址的出现,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因为该遗址可以把很多历史串联起来,从而更符合历史逻辑。 首先,苏南浙北地区先后出现过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上海马桥文化等,说明此地文化一直在传承,按理说应有夏商时期的重大遗址。因此,毘山遗址的出现,填补了良渚文化与吴越兴起之间的空白。 其次,毘山先民拥有强大的实力,当周人准备剪商时,或许也曾有过联络毘山势力,而这可能引发“泰伯奔吴”。史书记载,泰伯奔吴终点是无锡,毘山遗址所在的湖州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两者距离如此之近,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没有交集。 第三,苏州澄湖遗址出土过四个成熟的良渚文字(其中两个字在甲骨文中出现过),说明良渚先民已用文字,毘山先民也应该已有文字。既然如此,吴越之吴的地名,始于山西或陕西一带,还是吴地“原产”? 第四,毘山遗址表明,周代吴越并非蛮荒之地,早已进入国家形态,早已掌握尖端科技——青铜技术,越王勾践剑的背后有着漫长的积累,吴越国的兴起并非无本之木。换言之,吴越已有深厚的积累,只是在中原文明的推动下,最终在春秋晚期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当然,毘山遗址是不是引发泰伯奔吴的原因之一,以及该遗址属于吴国的前身“勾吴”,还是越国的前身“于越”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谈: 首先,对于夏商周时期的中华文明,传统视角集中在中原地区,其他地区往往被忽略,或者简单的表述为“蛮荒”、“蛮夷”,但三星堆的出土,说明在中原之外还有发达的文明,而毘山遗址的出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商周之际的中国,除了中原地区的商朝殷墟,仅以长江流域来说,上游有四川三星堆、中游有湖北盘龙城与江西吴城,都是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但长江下游却长期“低调”,毘山遗址的出现,无疑填补了区域空白。 第三,与西方考古往往“有果无因”不同,中国历史传承有序、脉络分明,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毘山遗址、吴或越国,显然存在传承关系,有始有终、有传有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址展现了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符合社会进化逻辑。 作者:百家杂评 来源:百家杂评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