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哈拉夫文化:科学发现重大错误,苏美尔年代被拔高? 作者:百家杂评 来源:百家杂评公众号 按照西方历史叙事,在苏美尔文明之前,两河一带活跃的是哈拉夫文化,距今大约7000多年—6300年。 所谓“哈拉夫文化”,是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对苏美尔文明具有不小的影响。让人奇怪的是,哈拉夫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起始时间一样,且都以彩陶为典型特征。 长期以来,西方对哈拉夫文化的断代,一直不曾受到质疑,但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在探寻黍米起源时,发现“黍米起源于哈拉夫文化”的结论并不可信,最终通过现代科学检测,发现源自哈拉夫的黍米年代判断有误,其实没有那么久远,由此推翻了西方学者的结论。问题在于:既然“源自哈拉夫的黍米年代判断错误”,那么哈拉夫文化的断代有没有问题? 五谷之黍起源,西方学者错判千年 1911年,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德国业余史学家、业余考古学家奥本海姆(上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哈拉夫遗址”。该遗址中,除出土一些彩陶等之外,还出土了一些碳化黍粒。 在碳十四测年之前,西方学者依据地质学(如堆积厚度)、树木年轮、黏土纹泥、文化风格等等,随意性较大,估算推测遗址的年代,由此得出这些碳化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在碳十四测年之后,西方并未改动哈拉夫的断代,似乎此前估算非常精准,依然认为哈拉夫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由此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 本世纪初,距今8000年的内蒙兴隆洼遗址,出土一批碳化黍粒,因此黍应该起源于中国!但为了谨慎一些,拿出更多证据,中国学者检测了西亚碳化黍粒,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下图)指出:“我们发现经过精确的测年,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而且西亚黍与中国黍的遗传基因具有一致性。 毋庸置疑,西亚黍源于中国,西方出现重大误判!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检测了出土于匈牙利的欧洲黍,此前被判断有5000多年,但检测结果却只有3500年。 因此,真相是距今4500年前,中国黍粟传播到了西亚,然后再传播到了欧洲,这条西传之路,有人称之为上古“彩陶之路”,有人称之为上古“丝绸之路”。 值得深思的是,谈及小麦起源时,中外很多学者认为小麦不可能起源于中国,其中核心原因是中国缺少野生小麦(现在发现结论存疑),但此前谈及黍的起源时,虽然西亚缺少野生黍,中外很多学者却依然认可“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不谈最终真相如何,这种是不是一种双标态度? 黍的年代误判,遗址年代有无误判 既然源自哈拉夫遗址的黍粒年代出现误判,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哈拉夫遗址的年代有没有误判? 如果按照黍粒年代来看,哈拉夫遗址整体可能要下调1500年左右,那么在它后面的苏美尔文明等也要下调一些时间。 按照西方历史编年体系,世界文明首先出现于西亚苏美尔,受它传播或影响,北非、欧洲、中亚、印度、最后中国,先后进入文明时代。但如果苏美尔文明年代要下调,那么这一套历史体系可能就要被颠覆,就要重新书写。 对于黍粒误判的原因,西方学者的解释是“晚期混入”,即黍粒在地层中反复向下移动,最终意外混入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地层中,由此导致了一场“误会”。 也就是说,黍粒误判是意外事件,哈拉夫遗址断代没有错误,西方历史编年体系没有问题,苏美尔断代自然也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还有两个问题难以解释: 首先,西亚黍粒“晚期混入”,但欧洲黍粒也“晚期混入”,为何出现同样的现象,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有多大? 其次,碳十四出现之后,西方有无检测西亚黍、欧洲黍:如果没有检测,何以得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何以发表相关论文,如此岂非不够严谨,如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怀疑西方其他结论?如果检测了,为何没有发现“晚期混入”?更为重要的是,西亚黍、欧洲黍同时出现测年错误,或同时都没有测年,概率究竟有多大? 总之,虽然以晚期混入强行解释,但上述问题依然没有合理解释,最终只能让人对西方编年体系产生怀疑,对苏美尔文明断代产生怀疑! 所谓“历史”,首先在于“历”,就是时间因素,一旦时间错了,事情因果就有可能被颠倒,“西亚是黍的发源地”的结论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可见考古断代的重要性。鉴于西亚黍、欧洲黍的断代出现问题,因此它们所在遗址的断代,可能还要更谨慎、证据更充分一些才行。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过去百年,虽然西方考古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出土的往往都是雕像、钱币之类,一方面是严重缺少生产生活气息,一方面是这类遗存无法科学测年,究竟如何只能任由他们猜测。 作者:百家杂评 来源:百家杂评公众号 |